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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史上最严限抗令”实施刚好半年，广州中山一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医三院等市内多家三甲综合医院的抗生素使用的比例几乎都下降了近一半。这一切的改变，缘于2012年8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限抗令”的正式实施。为了达到“限抗令”提出的目标和要求，广州地区的各级医疗机构对不规范使用抗菌药的医生，轻则公示、警告，重则取消处方权。

　　　上海媒体：98%吊水的孩子都在吊抗生素

　　“小组讨论时，我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个问我，孩子感冒发烧了为何医生不给开抗生素？另一个说，现在去医院吊盐水要排队，医生怎么动不动就用抗生素？”上海市市人大代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消化科主任李健跟《新民晚报》记者说起这几天自己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他说：“必须重视滥用抗生素现象，卫生部门、医院要加强用药管理，患者也要调整观念。”

　　　大多数感冒不需用抗生素

　　李健代表说，其实，大多数感冒都是病毒性的，不需要用任何抗生素，多喝水，过一个阶段就能自愈。尤其是对幼儿患者，用药更要慎重。现在孩子一感冒发烧就用头孢等抗生素药，导致了“耐药宝宝”的出现。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陆权说：“儿童发烧，引发上呼吸道感染，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等的确属于有使用抗生素的指针，但有部分医生将由于咳嗽引起的喉炎也马虎地算入‘上呼吸道感染’，坚决反对这样模糊的界定。”

　　　一天剂量一次输入有两大危害

　　“98%吊水的孩子是在吊抗生素。”这一数据着实让人吃惊，细细想来，也完全符合事实。但陆权指出，目前大多医院采取的“一天吊水一次的做法，其实是错误的。”他分析说，一天的剂量一次集中通过输液进入体内，有两大危害：一是可能造成对器官的损伤，严重时导致血尿等，二是2个小时后这些抗生素因为正常代谢，已经被排掉了一半，根本无法支撑身体对抗细菌一整天。陆权不无遗憾地指出，目前吊水泛滥，很大程度上是患者的某种心理需求和医院的商业目的“一拍即合”，“有些医院和医生，出于商业利益考虑，也为了满足患者的某种心理，让他上午来医院吊水，下午、晚上吃药，明天再来吊水。既然已经完全可以通过口服治疗，为何还要让患者辛辛苦苦赶到医院吊水呢？”

　　　动物滥用抗生素导致肉蛋奶药留超标

　　更让人忧心的是，食品中滥用抗生素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李健代表指出，给鸡等禽畜吃抗生素，就像人病了要吃药一样，并非不可接受，但必须符合规范。现在我国禽畜养殖业，除了将抗生素用于给动物治病，个别养殖场为避免因大规模发病，在动物刚出生就对其使用抗生素。陆权代表更是不留情面地直言“动物用了一半的抗生素”，中国目前46.8%的抗生素用于禽畜。抗生素滥用的直接后果，就是可能导致肉蛋奶药留超标，对人体器官产生危害，还可能出现动物和人体耐药性、环境污染等多重问题。

　　　邓子新院士呼吁抗生素使用遵医嘱滥用致“超级细菌”

　　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邓子新在做客人民网时呼吁，公众不要自己在家随便使用抗生素，谨防抗生素滥用催生超级细菌和病原菌，从而传染演变为公共社会问题。

　　邓子新院士回顾，最早的抗生素“青霉素”的发现，不仅让三位科学家获得1945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病人，尤其在二战期间被感染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因而一度被看作是灵丹妙药。此后微生物界又发现了种类“不计其数”的抗生素，如链霉素、四环素、庆大霉素等，其中得到应用的种类在全球形成庞大药物产业。

　　但是，抗生素在我国存在被滥用的状况。他介绍，抗生素在西方是处方药，即医生根据病人病情给出适当剂量，在我国却常常出现在普通人家的“床头柜上”，“不管感冒、咽喉疼，大小问题都吃抗生素”。他强调，这种滥用看似个体化的行为，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邓子新院士解释，因为抗生素的滥用，细菌、病原菌的抗性会得到不断增强，而一旦细菌、病原菌适应了被“抗”的环境，就摇身一变成为“超级细菌”、“超级病原菌”，进而通过传染演变成公共的、社会问题。

　　“并不是抗生素有什么问题，是我们要合理地应用它。”邓子新院士表示，抗生素在防止传染病、抗真菌、抗肿瘤方面，作为免疫制剂是病人所需要的，但是公众必须根据医学处方按一定的量数合理使用，不要“打扰”微生物，“不要打破这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