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采访)
中国第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遵化职教中心项目负责人 姚小松：
咱们所说的政府部门出资建的这个工程的时候，企业(建工程)的时候一般可能比政府工程要好(要)一些，包括他们可能为自身企业效应或者品牌效应考虑。但政府职能部门这一块，我们去有一种感觉，就是说索要无门，你没有这么一个有效的方法，来达到把农民工工资拿回来这个结果。
主持人：如果走正常的渠道去讨要薪水可以有四步，第一找本单位的协调部门去进行协调调解，如果不行找监察大队进行投诉，再不行找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再不行就诉讼法律。刚才片中的老何去找到劳动监察大队，显然是找对地方了。从片子当中，我们首先会被监案人员的态度所吸引，怎么能这样去说话。当然他的话当中其实透露了信息，这个欠款工程是政府工程，政府本身也是帮着农民工讨薪重要的甚至说是主体，自己又欠薪，这真是有打脸的感觉。
我们再来看看老何到底走了怎样的一条路，他去了几个地。你看，先找的劳动监察大队，就是刚才在窗口当中非常态度恶劣的工作人员，可能是被逼急了，但是这样的态度是不能容忍。接下来就是施工方，领导正在研究，然后市政府的事业科，没有一个答案，直接找到市政府，让他们去找一个对口单位。全是让人非常无解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跟访的记者有更新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他，李欣你好。
(电话报道)
本台记者 李欣：
小萌你好。
主持人：
到现在为止，老何的钱拿回来了没有？
李欣：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这几天里面和频道已经做过很多次的连线，应该说这一次连线是我心情最好的一次。因为就在今天下午我刚刚才获得一个消息，遵化市政府委托遵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来解决这起农民工的讨薪案，他们现在的答复说是遵化职教中心工程拖欠的所有的农民工的工资全都保证能够发放。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另外，你刚才也提到了遵化市劳动监察大队的这两名工作人员，他们的态度确实是引起了大家的愤慨，那么这两名工作人员现在已经被停职了，正在等待处理。
主持人：
应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结果，那我想知道这个好的结果是老何他们走正常的维权道路换来的，还是因为有作为你们媒体的跟访带来的一个结果呢？
李欣：
应该说在今天我采访遵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的时候，他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这个案子是特事特办，它作为一个特殊的情况来处理的。我想这里面应该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主持人：
那么经过这次的采访，你觉得最应该跟我们分享你的观察是什么？
李欣：
在这起案子里边，应该说是比较多，因为确实跟老何讨薪这几天遇到的困难很多，曲折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作为劳动监察部门，这也是我们在跟老何讨薪中间发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一开始我们是不太清楚的，在讨薪中间我们发现了河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监察局的文件，这个文在去年2月份就下发的，当时就要求责成来解决这起讨薪的，就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可是基本上将近一年过去了，这变成了一纸空文。可以说劳动监察部门应该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可是这个文件成了一纸空文，里面的原因到底在哪里？这也是我一直在了解的，希望能破解的一个情况。因为我是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对这个口应该是比较熟悉。那么一些劳动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他们监察起来难度非常大，有的时候真的是无力执行。所以人社部跟我说，他们希望推动一个司法联动来加大对恶意欠薪的威慑力，而不能够单单靠劳动监察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次高法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大家都很关注，而且在这次讨薪案中，应该说高法的司法解释给老何也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很重要。
主持人：
欠薪之后讨薪已经是弥补了，你觉得要避免出现欠薪的现象有哪些方面可做？
李欣：
避免出现欠薪的现象，因为老何的案子他欠薪的情况是在建筑领域发生的，而建筑领域可以说是农民工欠薪的一个重灾区。为什么说它是重灾区？因为这个领域特别容易出现欠薪的情况，而且数额比较大，人员比较多，这里面到底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防范和解决它，也是我在采访中不断地希望能寻求这样的答案。那么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不管说是从老何农民工来说，还是一些施工单位来说，他们告诉我说，建筑企业有一个结款方式，不是按照我们平常说制造业不太容易出现这种欠薪，因为是按月来结钱，这个不月不给我钱，下个月我不干了。那么建筑领域是按照一个工程量来结算的，不按照天，也不按照月来结算。这个工程是按照量来结算，最后好像就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样，工人的工资也变成了我不按月结算，而是按照一年甚至是半年才来拿这个钱，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风险，这个风险就是在这半年以后、一年以后，这个工程完工了，但是这个资金如果在前面出现了问题，那么工人这一年就白干了。
主持人：
谢谢李欣。李欣给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的角度，就是工程款的结算方式和工资的结算方式能不能挂起钩来。其实我们也看到资料说在几年前农业部就说，除了我们要帮助农民工讨薪之外，在防止欠薪上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个是建立日常的工资发放的监督机制，保证能够按月结薪水。另外在银行开立一个每个企业的强制性的工资保障金的账户，钱存进去，你一旦欠薪了，从这里面提钱支付给农民工。但是在这些方面的进展，我们似乎没有得到更多的消息，继续往下看。
解说：
为讨薪，他们不惜剑走偏锋。为讨薪，他们历经辛酸凄楚。每到年末，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2003年，重庆云阳县农妇熊德明在劳作中遇见了正在当地视察的温家宝总理，便向总理述说了丈夫被拖欠2300元工钱的情况。此举不但让熊德明一家当晚就拿到了工钱，也让拖欠民工工钱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熊德明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到。2004年王国君刚到北京，在建筑工地打上第一份工就被恶意拖欠了5000多块钱的工资。
王国君：
你看我们这那么辛苦干了活还拿不到钱，这天那么冻，应该保护他们。
解说：
抱着干了活就该拿到钱的朴素心理，王国君带着自己的工友将老板告上了法庭，但是因为缺少法律知识，上庭时，王国君连欠自己钱公司的名字都没搞清楚，因为证据不足，王国君当年的案子败了诉。
字幕提示：2012年
王国君：
给我吧，咱们上去。你好，我是约好的和魏先生打了电话。
工作人员：
你好，北京过来的。
王国君：
对，我找吴总，过来了两个农民共代表，一个是单县的，一个是巨野的。
解说：
八年后，凭着聪明和实干，王国君当上了小包工头，开起了自己的装修公司，当上了小老板，每年都能有十来万的收入，但王国君并没有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装修生意上，八年前被欠薪的经历让他至今刻骨铭心，也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他开始到各大学去蹭听法律讲座，还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为农民工讨薪的公益组织。
王国君：
马上开庭了，这是关键时候，法官肯定，每个人要问欠你多少钱，你是做什么工，多少钱一天，给工人必须交代清楚，每个工人现在肯定两三年了，都不是记得太清楚了，法官会说这个楼你们盖的是哪一栋，哪一栋，干到什么程度了，什么标准，干到哪了，一定得说好。
解说：
在这个过程中，王国君和他的朋友们无偿为六百多名农民工提供了法律咨询，还帮助了一百多个农民工讨要了劳动报酬，但是因为缺少经济来源，王国君为农民工义务讨薪的公益组织现在只剩下他一人还在坚守。
王国君：
其实农民工，包括建筑行业、餐饮业、服务业、制造业都是农民工，环保这些都是外来者支撑起来的，他们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他们拿到的报酬和应得的(尊严)是很少的，这是不公平的。
解说：
温总理为熊德明讨薪已经过去整整十年，王国君的公益讨薪也已经走过近六年，但今天仍然有很多农民工在春节临近前依然前赴后继的奔波在讨薪路上。
主持人：
农民工的工资成了工程当中最灵活的成本，想什么时候发什么时候发，想不发就不发，实在不行扛不过去发了自己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影响。那么现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出来恶意欠薪最高可以判七年的有期徒刑。针对这样一个司法解释，刚才片中一直义务为农民工维权的王国君他怎么看？我们连线他，王国君你看这个司法解释，你觉得会非常有效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吗？
(电话连线)
农民工讨薪公益代理人 王国君：
你好主持人，听见了吗？
主持人：
听见了，刚才我的问题是你看到最高法的关于恶意欠薪的司法解释，它能不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王国君：
在当前的社会是不能有效地解决、彻底解决农民工欠薪的问题，但是它能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也能帮助一部分农民工讨要自己的劳动报酬。
主持人：
你认为彻底的解决的方式是什么？
王国君：
第一是政府的宣传和严格的执法。第二是提高农民工自身的法律意识。
主持人：
从你这些年维权来看，你觉得这两者哪个是关键？
王国君：
它是因果关系，两个都很重要。第三个是尽快地建立自己农民工自己的组织或者是工会类似的东西，为他们维护权益。
主持人：
还有吗？
王国君：
没有了。
主持人：
你说第三点，其实你也在建立一个，曾经建立过一个像一个组织一样的机构，但是好像维持不下去，现在是你一个人在坚持，这维持不下去又是因为什么呢？
王国君：
我们没有合法的身份，然后政府这块是不认可我们这种公益组织，我们现在是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根据我国新民事书法送出来第五十八条已经剥夺了我们出庭的权力，从而增加了农民工维权的成本。
主持人：
欠薪发生，讨薪很难，你觉得要防止出现欠薪的情况，哪些方面可以做？
王国君：
首先应该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要严格地执行。农民工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哪里？没有证据，没有签合同。因为当他们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走法律途径、信访，这些需要的是书面的材料和证据，他们没有签合同，所以说在做法律维权的时候，调查取证这块是很大的一个难题。
主持人：
当农民工去找一份建筑工作的时候，他谈判的筹码有吗？比如我说希望签订正规的合同，审查你用人的资质等等，其实有这样的谈判筹码吗？
王国君：
没有。现在农民工处于社会的低层，弱势群体，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跟老板讲这个，老板也不会跟他签。
主持人：
好的，谢谢王国君提供你的信息给我们。其实为农民工讨薪从2003年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十年的时间时好时坏。我们看到要想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我们希望能够是便宜的，便捷的，有尊严的，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平常的制度安排和一个监督的机制。
感谢收看。
(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