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农民工刘红卫之死成为郑州市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11月30日中午，一名农民工在郑州市闹市区郑汴路中州大道立交桥下躺了20多天后死亡。有人说是饿死的，有人说是冻死的，也有人说是病死的。
寒冬的闹市区立交桥下，一根粗大的水泥桥墩后的冰冷水泥地面，成了刘红卫人生最后20多天的栖身之地。
连日来，农民工刘红卫之死成为郑州市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11月30日中午，一名农民工在郑州市闹市区郑汴路中州大道立交桥下躺了20多天后死亡。有人说是饿死的，有人说是冻死的，也有人说是病死的。
死者的身份在几天后被警方确认：他叫刘红卫，38岁，家住开封市杞县圉镇梁庄裴集村。如果是病死，有人拨打120吗？为什么至死都没有去医院接受治疗？如果是生活困难，是否曾向救助站求助？如果求助，救助站为何没有接收？谁该为农民工刘红卫之死负责？我们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该如何完善？
带着这些疑问，中国青年报记者连日来展开调查，力图还原刘红卫死亡的真相。
农民工死在桥下
11月30日，有郑州市民给河南商报等媒体打电话称，郑州市中州大道郑汴路立交桥下躺着一名农民工，看起来病得不轻，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附近的27路公交车司机说，该男子在桥下停车场内住了一个多月，刚来时跟其他农民工一样，白天等活、干活，晚上睡这儿。最近这20多天，他可能是得了什么病，整天躺在地上不起身。
“怕他有什么意外，我们每天都会去看他。”公交车司机说，司机们每天都给男子拿吃的。怕他冷，有人还给他拿了床被子。
“中午12点多，一个保洁工人对我说，他张着嘴，瞪着眼，可能不行了。我赶紧打120。”公交公司的宋女士说，120急救车到达后进行了抢救，后来宣布人不行了。
宋女士称，11月30日9时她还给男子送饭，当时他还会动。当天15时许，一辆车把尸体拉走了。
直到这名农民工死去，也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宋女士说，男子曾说过家是开封杞县的，没有家人，但就是不说名字。
当天下午，几名男子在这个农民工睡过的地方放了两挂鞭炮。“愿他走好。”放鞭炮的男子说。
农民工之死被河南商报等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该男子死后5天，警方查证了死者的身份——他叫刘红卫，38岁，家住开封市杞县圉镇梁庄裴集村。
“警察先是找到圉镇的派出所，随后拿着照片从多个行政村中地毯式排查，一个村一个村地排查，最终找到了。”村支书裴广民说，“我看到刘红卫的照片，一眼就认出他了。”
刘红卫的家在杞县圉镇梁庄行政村裴集自然村，两间老旧的土坯墙上屋，外加一座即将倒塌的土坯偏房。
据裴广民介绍，刘红卫有七八年没回过家。他之前没领过结婚证，老婆是从外面带回来的。现在刘红卫家里有一个60岁的父亲刘玉龙和10岁的儿子刘春节。有了小孩后，刘红卫就外出打工去了，一去七八年也没回家。刘红卫的母亲几十年前就走丢了。现在，刘红卫的老婆也跑了，留下刘春节跟着刘玉龙过。此外，他还有一个精神有点问题的弟弟。
“村里和他父亲知道他在郑州打工，但他挣钱自己花，也不顾家。家里人也就不管他了。”裴广民向到访的河南商报记者介绍，直到民警找到他家时，刘玉龙还说儿子不孝顺。但听到儿子死亡的消息，老人还是很难受。
“这六七年来，我从来没在村里见过他。”裴广民说。如果不是刘玉龙说他偶尔回来看看孩子，乡亲们早就认为这个人与村里、家里没关系了。
据河南本地媒体报道，村民李继永曾在3个月前在郑州市郑汴路与中州大道交叉口曾碰到过刘红卫。那时的刘红卫，脸胖，穿件绿工装，浑身虽脏兮兮的，但精神头儿不错。
“他提个袋子，袋子里装着脏衣服，热情地和我打招呼，问我吃饭了没有。”两人简单问了对方的情况后，李继永问他回家不回，刘红卫拒绝了。
“没想到，三个月后，他却死了。民警来调查，最先辨认出照片上人的是我，照片上的人瘦。”李继永感叹道。
目击者：120施救但未将病人接走
12月8日，事隔一周，中国青年报记者再次来到郑汴路中州大道立交桥下，一名要求匿名的农民工告诉记者，刘红卫刚开始说自己是右腿疼，站不起来。
这名农民工说，他见到有一次120急救车施救的情形。当时，医生在检查后，掏出身上仅有的5元钱，让人给刘红卫买水喝。
当被问到刘红卫当时是否表示不愿意去医院接受治疗时，该农民工连连摇头：“那时候刘红卫身体十分虚弱，几乎都说不出来话了，哪还会说自己不愿意去医院，谁愿意死啊？我们在场的其他人也没有说不愿意去医院。”
立交桥下公交调度室的宋女士说，在11月30日刘红卫死之前，她见过两次120的急救车来，但两次都没有把人接走。至于为什么没有接走，她也不清楚。
立交桥下有个看场的保安一直帮忙给刘红卫联系急救和救助的事，但他在事发后辞了工作。记者辗转联系到他时，他在电话里表示，自己是因为热心才帮着为刘红卫联系治疗和救助的，但最后刘红卫还是死了，自己的精神压力也非常大，不愿意再去立交桥下了。
该保安告诉记者，自己总共给120打过三四次电话，120每次都来了。有一次，120来后问刘红卫是否愿意去医院治疗，刘红卫没有同意，120的医生给了现场农民工一些钱，让他们替刘红卫买吃的。至于剩下几次为什么120没有把刘红卫接到医院治疗，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他回忆说，自己也曾试图联系过救助站，通过114查询到郑州市救助管理的电话，但拨打后却无人接听。
市卫生局：医务人员曾建议病人入院检查
12月7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原学岭和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副主任康晓琴向记者出示了一份《郑州市卫生局关于郑汴路与中州大道立交桥下接诊患者情况的说明》。
该说明称，2012年10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期间，在郑汴路与中州大道立交桥下的急救记录只有两起，一起在2012年11月22日18时59分，一起在2012年11月30日12时31分。这两次出诊的机构均为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2号急救站。
记者在第一次出诊情况的记录上看到，急救人员于19时11分到达现场，见一男子躺在立交桥下。该男子自称叫刘红伟，38岁。医务人员与本人再次核实名字后，该男子说自己没有钱买饭，两天没有正常进食，现在感觉身上没劲儿，以前没什么病，也不对什么药过敏。医务人员随后给他测量血压：9668mmHg，脉搏：74次分，呼吸：16次分，考虑他两天没有正常进食，为其又测量血糖：5.7mmolL(生命体征和血糖值均在正常范围内)。
在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记录：现场医务人员建议把刘红伟接到医院进一步深入检查，他说不想去。急救医生随即掏出工作服中仅有的5元钱给刘红伟让他买饭吃，他一个老乡拿过钱说去帮他购买。
是否是患者本人不愿意去医院接受治疗呢？对此，康晓琴解释道，当时的刘红伟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意识清晰，成年人，处理、治疗必须要告知患者本人，遵循自愿原则，需要征求患者同意。当时刘红伟不愿意再去医院进行治疗。
出诊情况记录上还提到：考虑他两天没有正常进食，虽然查体没有异常，生命体征稳定，但正值冬天，建议他向救助站求助。报诊人随即通过114与救助站联系。医务人员对刘红伟和他老乡以及报诊人说，等吃完饭后如果还有什么不舒服，请及时再拨打120联系我们。报诊人在出诊病历上签字。急救人员于19时27分离开现场。
第二次出诊情况显示，11月30日12时31分接到报诊称在郑汴路、中州大道立交桥下有一人躺了几天，呼之不应。12时43分，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检查后发现，这名中年男子已经死亡。医务人员向民警沟通患者情况后，将尸体移交给民警。
郑州市卫生局在说明中还指出，两次出诊间隔8天，因为不同的急救人员参与，且第二次出诊到达现场后接诊对象已死亡，他们不能断然下结论说两次接诊人是同一人。
记者问，现在警方已确认死者为刘红卫，紧急救援中心是否能确定前后两次出诊是同一名患者？康晓琴的回答是：以警方的调查为准。
当记者问到有群众反映说120到达现场不止两次时，康晓琴说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目前只查到了两起，他们不能判断其他说法是否正确。
康晓琴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了紧急救援中心的工作流程：120急救电话打入后由调度员受理，出车指令形成命令单，通过计算机，发往急救站，出诊原则是就近就急，现场所有工作都有院前急救病历。记者跟随康晓琴来到了紧急救援中心，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了整个操作过程，并告诉记者，整个系统中的记录不能更改，因此不存在工作人员删改记录的情况。
原学岭告诉记者，经郑州市卫生局调阅相关出诊资料，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2号急救站出诊的医务人员均严格按照院前医疗急救管理规范及相关规定认真开展急救工作，无任何渎职现象；相反，医生主动拿钱给病人买吃的，体现出了一定的人文关怀。
原学岭说，120急救中心的职责在于对危急重症的病人进行紧急的医疗救治，如果当事人生命体征稳定，无生命安全危险，其他情况应联系民政部门进行救助。
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电话24小时畅通，只接过一次电话
12月2日凌晨，郑州市救助管理站在发给大河网的电子邮件中称，对该农民工的不幸离世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哀悼！从该事件中也暴露出救助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纰漏和不足，并成立调查组展开深入调查，发现失职渎职情况将严肃处理。
郑州市救助管理站称：11月30日中午，郑州市救助管理站接到热心群众电话，反映在中州大道与郑汴路交叉口附近立交桥下有一农民工躺在地上，希望救助站去看看。救助站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赶往现场进行救助，但在抵达现场后，前期到达的120已经宣布该农民工死亡。在此，对该农民工的不幸离世，郑州市救助管理站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哀悼！
事件发生后，郑州市民政局高度重视，当即成立了由主管领导牵头的“街头农民工死亡事件调查小组”，联合有关部门对农民工死亡原因展开深入调查。如发现有失职、渎职情况，将对相关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虽然郑州市救助管理站之前已经启动了《冬季救助工作应急预案》，在获知该农民工的事情后也立即派人赶赴现场进行了紧急救助，但该事件也暴露出在救助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纰漏和不足，今后，救助站将进一步加大街头排查和救助力度，在流浪人员相对集中的繁华地带开展街头集中行动，力劝街头流浪乞讨人员、露宿农民工和其他需要救助的群众接受救助。同时，救助站还将联合有关专家、学者，对现有救助管理制度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进一步完善救助机制。
12月7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再次向郑州市救助管理站确认相关信息。站长谢小卫表示，经过对值班人员、在班领导、出车司机以电话记录的调查，关于刘红卫事件，他们确实只接到过一次救助电话，就是11月30日。他们赶到现场时，人已经死亡了，在刘红卫死之前，救助站没有接到过任何关于他的求助电话。他们的工作人员也不存在渎职现象。
既然调查结果无渎职现象，为什么在12月2日凌晨回复中称“从该事件中也暴露出救助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纰漏和不足”？对此，郑州市救助管理站党支部副书记梁馨爱解释说，当时的回复是出于对该农民工不幸离世的同情和哀悼，是为了表达出救助站对此事件感到抱歉，“是一种谦虚的态度”。当时的调查结果并没有出来。
当记者问到有群众反映联系救助站电话无人接听时，梁馨爱表示，她无权评价这种说法的对错，但她能保证的是：救助电话绝对是24小时畅通。她告诉记者，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但在实际工作中，只要是主动向救助站求助或自愿接受救助的，救助站都会按照规定进行临时性的救助。
据梁馨爱介绍，事发后，12月1日晚，郑州市民政局局长亲自带队组织人员、车辆走上街头，巡查流浪乞讨人员聚集地，当晚进站7人，另两人送往医院救治。仅12月9日当天(截至下午4点)，送往医院救治已达72人，救助站里各种精神病人、家庭遗弃智障人员在几天内暴增。
中国青年报记者获悉，在农民工刘红卫之死事件中，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是否负有责任，郑州市纪委已经介入调查。
郑州市救助管理站于12月9日下午给中国青年报记者发来邮件，表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本着自愿求助无偿救助的原则，继续为无力返乡农民工兄弟提供帮助和服务。
“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管理工作的潜在力量，我们愿意继续敞开大门，接受批评，更愿收到建议和意见，为进一步完善救助管理工作、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邮件写道。
郑州市民为农民工送温暖
农民工刘红卫死后，郑州市政府决定开展以救助露宿街头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为主要内容的“关爱救助联合行动”。
相关决定主要针对三类群体：对进城务工人员，由辖区政府实施临时救助；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由民政部门负责实施临时救助；对需要救治的伤病人员，由卫生部门负责实施救治。
12月2日22时许，20多名郑州市民带来100条棉被，沿中州大道在郑汴路、农业路、东风路三个立交桥下发放。这场爱心行动是郑州市民魏晓军和朋友在微博上发起的。此前，听到立交桥下有农民工去世的消息，魏晓军感到非常难受。12月1日深夜，他通过微博约上另两名市民宋伟和梁春华，一起来到中州大道立交桥下，献上白花，寄托哀思。
说完“兄弟，一路走好”后，三人觉得应该为露宿街头的人做些什么，认为给他们送上一床棉被最为实际。接着，他们沿着中州大道统计露宿的农民工人数：郑汴路桥下有60多人，农业路桥下有近30人，东风路桥下也有近30人……粗略统计，超过150人。当天，魏晓军便联系棉被厂购置了100条棉被，厂家听说是捐助露宿农民工，只收了90条棉被的钱。
此外，魏晓军等人在微博上呼吁更多人加入这项爱心行动，还发布了捐款账号接受爱心捐助，并实时公开账户明细。一天内，收到2000多元捐助。
12月2日，歌手黄安发微博称，准备出钱买一批羽绒服和军大衣、棉衣棉裤送给更多农民工。“当千家万户在屋内其乐融融时，立交桥下，很多农民工还在忍饿受冻。”
由于不知道立交桥下的农民工数量，黄安特别征集志愿者，统计大致的人数和位置。最终，他决定在12月9日晚上农民工收工后去送棉衣。“8日是我的生日，但我在演出。9日的这个活动，就当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除了黄安，还有很多热心市民和网友在表达哀悼的同时，希望能给更多农民工送去温暖。12月4日，河南省胸科医院发布微博称：“今天我们医院发动全院职工进行了爱心捐助送棉衣的活动，全员捐赠衣裤1100余件，一部分送给条件艰苦的农民工，感谢他们为城市建设作出的贡献；一部分直接送给在我院就诊的患者。他们很多都是急匆匆来我院看病，没顾得上带棉服。希望我们的衣服和心意给他们带来一点温暖。剩余的衣服将送往贫困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