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1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马王堆菜市场“菜霸”团伙案作出一审判决。四名首要分子何军、汤军辉、郭必武、吴悔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6年、死刑、有期徒刑8年、有期徒刑6年10个月。

　　“菜霸”覆灭让人称快。值得反思的是，在一个本是充分竞争的市场里，为何“菜霸”团伙能盘踞十余年之久？警方的打黑除恶行动，确实值得仰仗，但我们本可以仰仗更多。在“菜霸”露出苗头和“坐大”过程中，如果相关部门和管理者、经营户乃至普通消费者，都能化身一针针“抑制剂”，我们或可不必等到警方最后的雷霆手段。

　　长沙马王堆，长沙市85%的蔬菜由此供应。粗声的吆喝，湿漉漉的地面，沤烂的气味，让这里成为长沙最市井的商圈。

　　　这些忙碌的人群何以谋生？

　　在马王堆多年的菜贩张义介绍，初来者可以先接“夫子”，即帮外地送货商带路找门面卖菜；把“夫子”当天卖不完的菜买下再卖，叫“坐菜”，称“坐地贩子”；也可以专门批菜配送到酒店，做“二道贩子”……贩菜过程被分解成一道道程序，每一道都有专人操作。“菜霸”们当年正是从最底层做起，最后“进化”到利润最高端，也是最危险的领域――统菜，垄断该菜品的经营。

　　何军、汤军辉、郭必武、吴悔等，曾分别垄断马王堆的小米椒、芹菜、芋头、红萝卜、大蒜、紫苏经营。除此之外，他们还组织领导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开设赌场、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

　　　结伙与投靠

　　1997年，18岁的益阳南县人何军来到马王堆。很多南县人均在马王堆营生。

　　与先后结识的其他“兄弟”一样，何军“刚开始帮菜老板搬货，日子过得比较辛苦。”用张义的话说，“也是在别人的下巴下接饭吃。”

　　初来一年多，何军很感谢郭必武。郭必武大何军5岁，1995年来马王堆打工，此前在南县当了4年渔夫。

　　何军初到，郭必武照顾他吃住。后来何军成为马王堆最知名的“大哥”，性格暴躁，唯我独尊，但给郭必武面子，郭必武可以调动他的手下。

　　1998年，汤军辉也来到长沙，何、郭、汤等人混到一起。此时，何军开始“坐菜”，汤军辉也加入，他们主要“坐”辣椒、黄瓜、茄子，一个晚上能“坐”两车左右，赚两三百元钱。

　　“一般都可以顺利坐到，个别不愿意坐给我们的，(找些人)流氓样地围在装菜的车旁，进菜的小贩不敢在这里进菜，发货方只好让我们坐。”汤军辉向警方供述。

　　当时，在马王堆市场势头最盛的是望城人，他们在市场里“统菜”。另外，常德安乡人和长沙本地人也有一些势力。

　　1999年，何军参与抢劫被判缓刑一年。从看守所出来后，他仍过着喊打喊杀的生活。后来，何军因斗殴被劳教两年。

　　2000年4月，汤军辉在一次接“夫子”时，因贪人钱财被判诈骗罪，获缓刑一年。

　　2002年，何军、汤军辉拉帮结派，在马王堆形成一小股势力。

　　何军又不失时宜地投靠了望城势力的头目“朱时茂”(外号)，喊他师傅，帮他看门面、称秤(为蔬菜过磅，每斤收两分或五分钱不等费用)。汤军辉也拜长沙本地势力头目“霍八”为师傅，帮霍八看门面、坐菜。

　　　名声“崛起”

　　何军、汤军辉等人努力在马王堆建立“名声”时，其他势力渐趋下滑。一名姓陈的南县人把安乡势力头目姚军打伤致残，此后安乡势力几近销声。

　　汤军辉在警方的审讯中，交待了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件事。

　　一晚，他喝酒后去“朱时茂”开的赌场。他当时身上没有大面额钞票，只有块票，就将一打块票放赌桌上。庄家说，“兄弟，你这个钱不行呢。”汤军辉说，“怎么不行呢，这不是人民币啊？”对方说，“人民币倒是人民币，但是你这钱买不到芙蓉王。”

　　汤军辉一气之下，将赌桌掀翻，借酒兴骂“朱时茂”倚老卖老。“朱时茂”闻讯赶来欲发作，被其妻子劝阻，他对汤军辉说，“今天不跟你讲，明天再找你算账。”

　　汤军辉回家跟“霍八”讲，“霍八”找到“朱时茂”，此事不了了之。在外界看来，汤军辉敢掀“朱时茂”桌子，“朱时茂”没怎么样，汤军辉的“名声”一下就响起来了。

　　后来“霍八”吸毒致死。2002年6月，汤军辉找新工作。本打算去一个工地指挥车辆，工资每月3000元，他嫌累，发现在工地旁的麻将馆开设赌场“掰砣子”利润可观，每天可赚1000多元。从此，开赌场成为他的重要赚钱方式。当时，何军也在马王堆周边的安置小区开赌场，不过“没有赚多少钱，搞的也都是小场子。”

　　2003年，何军犯事被劳教三年，第二年上半年保外就医出来。其间，郭必武因开赌场被抓进牢房四个多月。

　　长沙市检察院认定何军、汤军辉、郭必武等11人在开设赌场时获利104万元。

　　随着“朱时茂”隐退江湖，何军、汤军辉、郭必武等成了马王堆“大哥”级人物。

　　何军等人的“名声”，一度远播南县，当时还在上学的卢勇――后来成为何军手下的手下，就听说“长沙马王堆小铁棍(何军外号)混得很好，是老大的名声”，当时心里就敬畏。

　　何军的大徒弟钟攀，2003年8月，从东莞玩具厂辞工后，多少有点“慕名而来”。他先是在一赌场负责“抽水”。赌场每天可抽水约5000元，他的工资是100元/天。

　　2004年4月，钟攀成为何军最忠实的手下。钟攀父亲病危，他打电话找朋友借钱，正好被何军听到，何军将自己的黄金项链当了4000元给钟攀。钟攀父亲的追悼会当晚，何军又送给钟攀6000元家用。

　　后来，何军再次犯事入狱(在起诉书中，何军6次入狱或劳教)，钟攀每周都去看他。2006年，何军被砍伤，住院三个月，一直是钟攀照顾。钟攀由此得到何军器重，并在几年后代何军统菜。

　　　“大哥”的手下们

　　据长沙市检察院核查，何军有五个主要手下，手下的手下又有十多个。

　　何军供述，他第一次统菜是2006年，是“朱时茂”叫他去的，联系了三家经营户，从昆明买毛豆到马王堆销售，他们负责“外围”(禁止别的经营户加入)，占50%股份，一个多月赚了十万块，他分得1.4万元左右。

　　外围需要多人“站墙子”。何军胡手下晏钱，向警方供述了2007年的一件事。

　　晚上在一个夜宵摊，何军问，“谁可以在第二天给我叫上几十个从未在马王堆露面的人。”开始没人出声，何军骂这些人没用，一点小事都办不好，接着又说，“叫几十人又不杀人，又不放火，就跟我到菜市场里去站一站，坐一坐。”

　　晏钱当时还是无名小辈，急于表现，就说自己可以。何军不相信，怕他耽误事。晏钱马上打电话从岳阳老家叫了二十几人，连夜坐“黑的”来长沙。

　　第二天，这二十多人被带到马王堆市场里一线门面站着。接着何军到楼上和几个人谈事情。大概二十分钟后，何军让人把这二十多人带走，并给每人买几包烟。

　　晏钱说，此事过后，他明显感觉自己地位提升了，“而且不只是一个台阶，是几个台阶。住三良有人给我交房钱，还有人时不时丢包芙蓉王给我。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什么事情也没做，就在马王堆一带混，吃穿用都有人负责，而且档次也比以前高得多。”

　　跟到一个有实力的大哥，是“想在马王堆立足”的人的梦想。何军的手下张杰，先在马王堆附近经营网吧，后又开烟酒专卖店。何军的“徒孙”卢勇，作为90后，也买了三台“苹果机”(一种投币的游戏机)，摆到小店铺经营，每月收入1000多元。

　　在钟攀看来，何军“为人义道”，若跟他一起打架进监狱，他会派人给手下送监票，还会帮手下请律师。

　　这种因生存需要而捆绑在一起的关系，令何军等“大哥”控制了马王堆菜市场。

　　　“不服行”的后果

　　2008年，何军自己组织统菜。上半年统毛豆，下半年统大蒜。市场里，一见何军带人来了，原来调子高、口气硬的人不再说话。晏钱说每次到市场里，“就像游行或巡视”。

　　统菜时，何军等人以确保垄断的“保护费”占干股，各经营户则按资入股。

　　一位经营户还记得，当时经营户宋学明召集大家开会，说“何军要统大蒜，他不出钱，占20%股份。”8位经营户都没说话。这样“大蒜公司”就成立了。经营户们被迫签订一份自愿合伙经营的协议。协议仅一份，由宋学明保管。

　　何军后来陆续成立“芹菜公司”、“芋头公司”、“红萝卜公司”。汤军辉成立“小米椒公司”，另一个南县人吴悔借何军的名声成立“紫苏公司”。

　　经营户于忠翠向警方供述，“他们想拉我入芋头公司搅大伙(几家合作成为一家)，我一个外地人不得不低头。”经营户刘罗坤说，“我们不敢跟何军对着干，但大蒜又是我的主要赚钱项目，没办法只好加入。”

　　刘罗坤还向警方描述何军给他带来的一次“震慑”。

　　“2009年11月一天晚上10点左右，我看见何军在马王堆55号门面抽烟，我挨着他坐着时，他从金黄色花纹的背包里拿烟给我抽。这时我看到有个枪把子，颜色很浅的黄色，从包里露出来。我问他这个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枪，何军告诉我不是枪，是一个打火机。但我觉得应该就是一把真枪，当时我就感到有些害怕。”

　　早在2006年，何军就有一支枪，在找人“算账”时还开了枪，但枪卡壳，子弹没打出来。此事因郭必武的调解而了结。

　　何军做“外围”时，对不“服行”的人用暴力解决。比如，一名叫“妹妹何在”的人销售大蒜，被钟攀带人砍伤。为防止其报案，郭必武从“公司”拿了12万元“公上费”(大蒜公司专门用作“外围”的钱)赔偿。另一位姓徐的大蒜经营户，因被打获得20万元赔偿。郭必武供述，这么高的赔偿，“也是要他退出这一行。”

　　但表面上，绝不手软。2010年，一位没有加入何军“大蒜公司”的经营户从“夫子”那发一车大蒜在市场卖，何军手下强行按成本价收购大蒜，又额外补偿2000元，这个经营户不得再卖。钟攀供述，“如果今天让他卖了，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后来，这个经营户被要求对外谎称那车货被强行收了，亏本8000多元。

　　统菜“军师”

　　在张义看来，在马王堆做小菜生意其实有风险。“如果一个菜品，做的人太多，竞争大，就容易亏本。很可能今年上半年全亏了，又不想离开马王堆，只好下半年继续做，有的人真的做死了，有的人又赚回来。几个都做这个生意的人就坐下来谈，搅大伙，这样稳赚不赔。”

　　然而何军并非纯粹的经营户，他并不懂菜品的市场行情。

　　“经营户宋学明专门提供市场信息，出谋划策，但不出面，属军师级人物，透露信息说可以搞统芹菜的事了。”钟攀向警方供述，“宋学明是两面派，他在何军这拿钱，经营户不知道，在经营户那又扮作正常入伙经营，也可以分利润。”

　　垄断带来了市场的畸形。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增加了。检方查证，当时被垄断的菜价每斤比正常水平高0.5元-2元。小米椒原来卖3元/斤，后来一度涨到10元/斤。

　　对经营户来说，“市场里的菜一旦被统，很多菜越做越死，因为外地的经营户长期不能正常供货，慢慢就不再往马王堆送货，久而久之市场就会缺菜，菜价又会上涨。”参与搅大伙的经营户张建军说。

　　在暴力控制的表面，涌动着“搅大伙”经营户之间内部的矛盾，和外部打破垄断的压力。

　　有一次，陕西芹菜快卖完了，宋学明再次联系各经营户开会。钟攀提出他要占60%干股。一位姓李的经营户反对，因为当时只有他有进货渠道，他希望自己单独负责货源。

　　钟攀担心这个经营户会在背后玩花样，就打电话给郭必武，希望郭必武做工作，因为郭必武和这个经营户是亲戚。该经营户最后妥协，由“公司”再派一个人负责记进货账。

　　第二次统红萝卜时，参与“搅大伙”的一位黄姓经营户，私下又在市场卖红萝卜。何军的手下看到后，与另一位经营户将黄的货车门关了。黄得知后拿出刀，砍伤一人。后来，黄的十几袋红萝卜被淋上柴油。

　　这件事的损失是，“公司在经营户中没有威信了，因为搅大伙的经营户都各自为战。”何的一名手下供述。

　　等到2010年11月，第三次统红萝卜，“公司”没有再组建起来。因为当时何军又被抓，郭必武为避嫌躲离马王堆，何军的手下不足以让经营户惧怕。红萝卜经营户陈松柏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平时做红萝卜就比较成功，统菜后赚的钱反而少了。

　　而何的另一手下彭建辉，在何军被抓走后，去江苏进大蒜，发现其他经营户也在进大蒜发往马王堆，他对同伴说，“我不好意思呆在外面了，这哪还能统菜？”后来，他与何军的妻子商量，“我们也没赚到钱，尽听风凉话，干脆不搞算了。”

　　法院查证，何军、汤军辉、郭必武、吴悔等人从统菜中非法获利上千万元。

　　盘踞停车坪

　　截至2010年11月，何军的统菜“公司”基本解散，但仍有一个项目在“进钱”：市场停车位收费。

　　马王堆蔬菜市场东门有个停车坪，供货车停靠。停放的空车不收费，小货车收50元，后八轮以上货车100元。不过，市场方自己收停车费时很难收上来。

　　2007年，马王堆市场生意很好，何军占了9-10个车位开始收费。郭必武也占了2-3个。

　　何军多次向警方供述，早在2002年何军拜“朱时茂”为师时，就结识了朱的师傅肖某，按辈分他喊肖某做师爷。肖某是市场保安部经理，他手下保安知道这种关系后，对何军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008年，何军与市场方签合同，每月向市场上缴18000元，承包9个车位一年。2009年，双方续签，每月承包费涨到36000元，当年9月，何军把收费标准提高到200元一台车。2010年再续签，承包费涨到每月40000元，何军又将收费标准提高到400元一台，收费按天算。有些大货车一天不能把货卖完，他就收700元一台，“除此之外没有收更高，因为蔬菜超过两天就卖不出去了。”

　　市场部经理曾想改变局面，他对何军说，停车坪是市场的，要由市场收费。何军称，“你就要退休了，不要为难我，我在马王堆混了这么多年，没有其他的事赚钱。”经理听了不再说话。

　　大概十天后，市场部一业务经理找到何军，说市场要收回停车坪。何军没理睬。第二天，该业务经理再次表示要收回，称市场已开会决定。何军见他口气强硬，说“市场硬要收费，就从我收的钱里拿。”

　　第三天，该业务经理带了一个业务员到停车坪，根据其抄写的停车牌找何要钱，每台100元。何军安排手下付了现金，业务员按金额开了市场专用停车收据。从那天起，市场业务员每天下午到停车坪抄车牌，然后拿钱。

　　此外，每年过春节，何军继续给肖和市场部业务经理送两条软芙蓉王、一对国窖1573和2000元红包。被抓后，他还在电话里交待妻子端午节要给这两人送烟酒红包。

　　法院查证，何军从停车坪收费中牟利90万-100万元。

　　　“大哥”末路

　　何军、汤军辉等人的行为，在2010年年初引起长沙市公安局的注意。接到大量举报后，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进行秘密侦查。“听说公安在市场里卧底都搞了近一年。”张义说。

　　“没有大量扎实的侦查，很难将这个盘根错节的团伙彻底摧毁。我们光调查形成的材料，全部堆起来就有50多公斤重，”专案组办案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2010年11月，何军纠集20多名手下在坡子街某酒吧打伤保安。之后，何军被抓。几天后，汤军辉与小区保安因停车发生冲突，他叫人报仇，混乱中一名保安被砍死，一人重伤，一人轻伤。汤逃跑。

　　这两起案件引起长沙市主要领导高度重视。2010年12月，市长张剑飞作出批示，要求缉捕凶手，彻查真相。

　　2011年4月，汤军辉被抓获。7月，张杰、晏钱、钟攀等骨干成员也被抓获。

　　今年9月26日，何军、汤军辉、郭必武等人出现在长沙市中院最大的审判庭。公诉机关一共起诉了41名被告人。

　　尽管穿着囚衣，在接受公诉人审问时，何军依然言辞傲慢。在马王堆时，为获得保护，他曾多次向马王堆派出所设在市场的警务组警长行贿，后该警长被判刑。

　　长沙中院给何军定了6项罪名，分别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数罪并罚刑期一共16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汤军辉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死刑，并处罚金40万元。

　　郭必武被判刑8年，并处罚金90万元。吴悔获刑6年10个月。钟攀、晏钱分别犯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分别判刑7年、6年。宋学明定罪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判刑4年2个月。其他参与“搅大伙”的经营户有较低量刑，还有8人免予刑事处罚。

　　(文中张义为化名)

　　　[警方观点]对黑恶势力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

　　“黑社会性质组织，总是慢慢形成，从发展到壮大。那些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开设赌场、强迫交易的人，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是黑社会组织。他们犯了事，总怀着侥幸心理，以为每次违法得到了处理，事情就完了，结果下一次又犯下更大的事。当这些犯罪行为与经济利益挂钩，某些人为实现经济利益，又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一步一步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后就落得这结果。”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章武说。他曾代理过湘潭、岳阳等地四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辩护，本案中为卢勇的辩护人。

　　2011年8月，在破获该案时，长沙市公安局局长李介德曾对媒体说，“对黑恶犯罪势力要做到打早打小、露头就打、除恶务尽，防止其坐大成势。对刑释人员要加强管理、帮教，防止被黑恶势力利用。要加大治安混乱地区排查整治，最大限度铲除黑恶势力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