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哪一好是主要的”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方针，被称为是“全面发展教育”的方针。由此，评选三好的工作提速了。

　　这年夏天，王英民从101中学高中毕业，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被评上三好生。他达到了工作好和身体好两项标准，但因有一两门功课不是5分，还是没能评上三好。“三好学生有机会成为校旗手，在凯旋曲中升旗，非常隆重。大家那时候都羡慕极了。他们是大家的一面旗帜。”王英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王英民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施光南和成为画家的李问汉，当年也不是三好生。

　　“施光南当时就是一心搞创作。比如和你一起走的时候，搂着你走着走着，手指头就弹起钢琴来了。”施光南还在课桌下画上键盘，老师讲课，他在底下弹琴，对于提问，一脸茫然。“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是不对的，对他有意见，所以他当时入团比较晚。”

　　李问汉曾是王英民的同桌，1955年入中央美院附中就读，1958年入中央美术学院深造。“其实我当时画画和他不相上下。他现在是画家，我什么都不是，所以我觉得不一定非得门门突出。人的精力有限。我们是太求全面发展了，我就上当了。”王英民半开玩笑地说。他中学毕业之后，留在101任教，之后进入中国旅游学院，从事外事工作。

　　1957年以后，受形势影响，贯彻“三好”的工作开始遭遇困境。

　　“一开始对‘三好’是绝对服从的，并不感觉它有什么问题。后来学来学去，提了一条，到底哪一好是最主要的？”曾任101中学教导主任的萧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58年9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萧沅介绍，之前号召同学从事劳动，是贯彻三好号召，后来组织学生劳动，变成了安排学生的手段。这其中的变化，跟大的形势有关。“这么多学生毕业，怎么安排工作？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后来就安排学生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

　　1959年之后，国家进入困难时期。“老百姓开始饿肚子了，还评什么三好啊？”萧沅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三好生”成为“白专生”的代名词，三好学生的评选也被废止。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才重新恢复。

　　1982年5月5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公布《关于在中学生中评选三好学生的试行办法》。至此，评选三好成为遍及全国各地的活动，并且开始与升学挂钩。

　　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等学者多次呼吁停止三好学生评选，上海、武汉、贵阳等多地已相继改革三好生评选制度，或代之以“优秀队员”“优秀团员”称号，或与升学时的政策性加分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