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两会上，李强省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要在全省建设一批聚焦七大产业、兼顾丝绸黄酒等历史经典产业、具有独特文化内涵和旅游功能的特色小镇。”

　　省政协委员，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人袁敏认为，在我省，说到丝绸，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都锦生丝绸，它不但是一个文化品牌，更曾作为杭州著名的文化地标接待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不过，袁敏委员担忧，类似的文化地标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传承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

　　回忆都锦生：

　　曾经的“花园式厂房”

　　袁敏17岁时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分配到都锦生丝织厂当工人。“当时几乎每天都生活在车间里，穿梭于近200多种颜色的彩色丝线当中。”对于这份工作，她有着很深的感情。

　　“当时都锦生是一座守在西湖边的‘花园式厂房’，工厂非常漂亮，走进去真的就像进了花园一样，整个厂房的建设，包括厂房的园林，都很有艺术感。”袁敏委员回忆道。

　　记者了解到，当时，都锦生丝织厂规模非常大，在环城西路、凤起路、武林路、龙游路四条道路围合起来的一整片区域里都是它的厂房。

　　当时的都锦生，不仅是一座丝织品生产工厂，更是杭州的一座文化地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都锦生一直作为省市政府的重点对外开放单位，接待了来自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来宾。

　　文化地标已被新商业体包围

　　不过现在，可能只剩一些老底子的杭州人还会记得都锦生丝织厂过去大气的厂房，和它在民族工业中的代表性地位。

　　如今，同一处地方，都锦生原先的厂房只剩下了一幢楼，楼的一侧是都锦生的丝绸商场，对外出售丝绸产品；楼的另一侧则是都锦生现在的生产车间。整幢楼在西湖边的这块黄金商业地段显得非常低调，也很不显眼，相比过去，规模已大大缩水，“花园式的厂房”也已经不复存在。

　　记者看到，在原来都锦生厂房的地块上，林立着各式各样的新商业体，商场、电影院，还有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卖部、KTV……

　　在都锦生厂房大楼的对面，还有一座两层的小楼，这里是“都锦生丝织博物馆”。在博物馆的一侧，有一座周恩来总理与织锦女工交流的雕塑，背后的墙上印着周恩来总理的一句题词：“都锦生织锦是国宝，要保留下去，要后继有人。”

　　在博物馆里，有大量的织锦产品展出，包括织锦做成的坐垫、桌布，还有丝绸的衣服、围巾，甚至还有织锦做成的各式油画，工艺精湛，美轮美奂。

　　都锦生博物馆里的老工人回忆起过去，也是满脸的骄傲，“以前这里一大片全是我们的厂房，光工人就有几千人。”

　　记者观察发现，前来都锦生丝织博物馆参观的游客很少。展馆里的工作人员介绍，除了节假日可能会有些游客过来，平常来参观的人并不多。

　　都锦生文化地标淡出遗憾多

　　都锦生丝绸的产品包含两大类，一类是生活用品，一类是文化产品，而文化产品是最能够代表都锦生丝绸品牌特色的。袁敏委员认为，都锦生不仅是浙江丝绸的代表，也是浙江文化的一个标杆，因为它在丝绸产品当中融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都锦生把大量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做到织锦里，这就和现在纯生活用品类的丝绸不是一个概念了，因为它的文化含量比较高，而且这种织锦工艺是都锦生独有的。”

　　此外，都锦生的织锦还把大量的书画元素引入其中，“包括有何香凝的《猛虎下山》，齐白石画的虾，徐悲鸿画的马，这些中国书画大师的作品元素都给做进去了。这样的织锦是可以放在镜框里挂起来的，所以当时在国外也非常畅销，受到外国朋友的喜爱。”袁敏委员回忆。

　　由于以前全国几乎没有做织锦的工厂，所以当时都锦生的织锦相当于现在的奢侈品，定位都很高端，价格也不便宜， “那个时候结婚，送一幅都锦生的风景画，就是体面的礼物。”

　　不过袁敏委员也不禁感慨，现在，虽然都锦生的品牌还在，都锦生的产品也依然在卖，但在时代的变换中，这个蕴藏了深厚杭州文化底蕴的品牌，似乎正在渐渐从杭州文化地标的版图上消失。

　　袁敏委员表示，“在一个如此靠近西湖的黄金地段，一个文化地标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很多很相对低端的商业载体，我觉得是有遗憾的，更觉得有责任去呼吁将它的文化地标进行重塑。”

　　文人故居不应被忽视

　　除了都锦生，浙江还有很多的文化符号，光在杭州就有很多的文人故居，比如葛岭的黄源故居、灵隐白乐桥的方令孺故居、郁达夫故居“风雨茅庐”等。

　　原本，这些也可以成为非常好的文化地标，但现状是，这些文人故居大多不被人所熟知。

　　位于杭州场官弄63号的郁达夫故居“风雨茅庐”，从2007年修缮之后，常年都处于“铁将军把门”的状态，几乎不对外开放，如果不是门前一块写着“郁达夫故居”的碑牌，估计很少有人会留意到这座建筑(本报曾做报道)。

　　昨天，记者再次前往现场，发现郁达夫故居依然是门窗紧闭。

　　其实不少的文人故居，都存在类似的尴尬。袁敏委员说，一座城市，如果把一个个文化大师的名字亮出来，本身就是一张文化名片，而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每一处场所，就是一处文化地标，这些文化地标不应该被忽视，而是要好好打造，“就拿杭州来说，如果可以拿出一大把的文化地标，那它的文化含金量会有多少？一定是非常高的。”

　　袁敏委员还提到，作为中国第三代导演代表之一的谢晋，他的电影博物馆建在了上海，但谢晋是浙江上虞人，上虞的谢晋故居有大量的剧本原件和文史资料，这个电影博物馆原本可以建在浙江，成为我省的文化资源。

　　除了文化地标，袁敏委员还谈到了文化软实力，“如果能用足用好文化软实力，也能提升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

　　袁敏委员说，前不久，在上海举行的一场纪念巴金诞辰110周年的活动，其中有一个以“巴金的世界”为主题的展览，尽管展厅只展出他十分之一的展品，但是却收获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其实巴金的祖籍就在我们浙江嘉兴，我们或许也能做。”

　　袁敏认为，文化地标的打造，归根到底就是要利用好我们身边的文化资源，将其做成品牌。虽然很多时候，文化地标在建设维护过程中，会涉及到经费、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问题，但当这些文化地标真的被建立起来后，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就能被持续的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