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解海龙于1991年4月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三合中心学校拍摄的小学生苏明娟在认真听课的照片，成为“希望工程”形象标志。新华社发(资料图片)

　　新华网北京11月24日电(记者戴盈刘伟吴济海)募款过百亿，资助贫困生490多万人，建成希望小学18300多所，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希望工程近日要在北京召开25周年大会。然而，最近几年，人们已经很少听到这个昔日中国第一公益品牌的声音了。希望工程都在做什么？它老了吗？

　　中国人的慈善启蒙

　　京城，离南锣鼓巷不远有一处四合院——后圆恩寺胡同甲一号，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起“希望工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在此办公。

　　圆恩空间执行长刘文华1991年刚进入青基会工作时，正赶上青基会搬到这个小院里。“90年代是希望工程的鼎盛时期，青基会挨着地安门邮局，我们是邮局大户，雪片般汇款单就汇到这里。”曾在青基会工作多年的刘文华回忆。

　　而在距离后圆恩寺胡同几千公里以外的云南大理无量山里，少年张枭翔每逢期末都要给上海工程师赵小凡写信汇报自己的成绩。1998年起，张枭翔每学期从班主任手里领到希望工程发的50元钱，相当于学费的一半，小学六年下来共计600元，他的捐助人叫赵小凡。

　　“我从来没见过他，但我觉得我和大山外的世界有一条线牵着。”在北京工作的张枭翔说，幸亏有希望工程资助，他和哥哥没有失学，他想找到赵小凡，当面感谢他。

　　在希望工程创始人、原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看来，希望工程是中国人的慈善启蒙。“改革开放刚起步时，国家穷，很多事业光靠国家不行，希望工程让老百姓能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他说。

　　“那个院子可不是什么惬意的回忆，几十个人挤在狭仄的办公室里，冬天大木头窗户透着风。可大家那时候有一股干事业的劲儿。”刘文华说，当时，青基会搞了很多创意，今天看也不过时，比如和电信发行附捐赠的电话磁卡。

　　“被弯道超车”的青基会

　　2012年，刘文华去深圳参加第一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逛了一圈，才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了希望工程的展位。“甚至有公益人问我，希望工程还在吗？”他感慨不已。

　　青基会秘书长涂猛把希望工程分为两个阶段，以2005年为分水岭。那一年，政府大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免学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基本解决了失学儿童的问题。

　　“在此之前，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不足。那时候，我们主要是让孩子们重返校园。随着政策变化，我们的模式就变为救助加发展模式，同时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开大门，包括资助贫困生读大学。”涂猛告诉记者。

　　涂猛承认，现在的青基会创新动力不够，需要反思。“希望工程当年成功，是因为市场做得好、做得早；但后来被(其它公益组织)后发优势，给弯道超车了。”他强调，青基会要“去行政化、取市场化”。

　　“这种行政化不全是体制约束，而是思维、方法、组织构架的问题。互联网2.0时代的理念是去中心化，有些(青基会)部门部长认为员工要听我的，市场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听客户的，一个客户是受益人，一个是捐赠人。”涂猛告诉记者。

　　希望工程再出发？

　　希望工程史上最大的一次信用危机，是2002年，被舆论质疑青基会违规投资并造成亏损一事。风波过去很多年后，多名青基会员工向记者提起，仍觉得这件事使得内部士气受挫，从此希望工程很少主动宣传自己。

　　而这种低调作风在希望工程转型路上造成了沟通障碍。再也没有像大眼睛女孩那样的标志人物能让公众明白希望工程的价值所在。有人提出疑问：没有失学儿童了，希望工程为什么还继续存在？

　　涂猛说，希望工程没有停滞过。“我们的新使命应该是让助学和育人复合发展。”他说。

　　对比近5年年报，希望工程募款从60亿到破百亿，每年资助大学生超4万，希望小学增加了2000多所。与此同时，农村生源萎缩、撤点并校也波及到了希望工程。

　　涂猛告诉记者，由于希望小学主要是乡镇中心校，受到影响不大。涂猛提出了两个不能丢：坚持希望小学牌子不能丢，坚持捐赠资产不能丢；同时要求新建小学选址要符合教育布局，15年内不被撤并。

　　而湖南省大洲乡龙洞希望小学则是一个被“降级”的学校。从1995年捐建时，管着一个教学点的完全小学，到如今成为隔年招生的教学点，只有一、二、四年级和一个学前班，90多个学生。

　　在校长彭品琪印象里，希望工程仅止于20年前修建校舍和早以前的捐书。他说，硬件还可以，就是缺人。一是招不到学生，二是请不来专业老师。

　　青基会的下一步正是锁定需求的缺口——到被边缘化的村小、教学点去。一个叫做“微小学”的项目正在酝酿中，想借着25周年大会再出发。

　　不过，微小学设计最大的困难在于彭品琪们的遭遇：老师多半五六十岁了，年轻的好老师不愿意接班。虽然青基会设计了“同e课堂”，希望通过网络方式，让山里的老师向山外的老师拜师学艺。但是，老教师能否认可年轻教师，能否接受新知识都是一个难题。

　　希望工程另一大挑战来自捐赠人年龄段偏大。怎么让品牌年轻起来？创新则势必要把80后、90后捐赠人纳入到碗里来一起成长。涂猛自问：“他们要的是低门槛、小型化、参与式体验，我们怎么能提供这样的公益产品和服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