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旭是我国第一代农民工，今年已经57岁，2012年中秋节过后，在家已经待了24年的冯先旭决定和妻子再次一起外出打工。

　　冯先旭的儿子冯敏，是标准意义上的农二代，面对这个决定感到心酸而无奈。此前的2009年，冯敏辞去了广州一家外贸公司采购负责人的工作，回到老家，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面包店，但收入难以供养老小。

　　两代农民工，一个选择告别老家悠闲的老年生活，另一个则放弃了外地原本待遇优厚的工作，只为了让第三代告别留守的命运，不再重蹈他们的覆辙。

　　农一代：

　　“这一生我做错了一件事，就是耽误了孩子”

　　上世纪70年代，由于家庭成分等原因，18岁的冯先旭上不了学，也不会种地。恰逢我国改革开放，冯先旭毫不犹豫地选择外出打工。接下来的10年，冯先旭带着一帮年轻人跑遍了安徽、上海、江苏、福建等地。

　　1981年，冯先旭的儿子冯敏出生，成为我国最早一批留守儿童。由于冯先旭妻子的身体不好，冯敏常常跟着他奶奶，在农村的大院子里，由各家亲戚一起帮着照顾看管。

　　尽管不在孩子身边，但冯先旭却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打定主意要把儿子供进大学。“我父亲是地主，我该读书的时候没读成，吃了太多亏，不能让孩子和我一样。”外出打工后，冯先旭对知识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力气我有的是，也不怕吃苦，但是图纸我看不懂，字母也不认识。多少好机会，就是因为没文化，白白错失了。”

　　冯敏念完小学后，冯先旭便把他送进县城的中学里，希望他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在外打工的冯先旭收入还算丰厚，给儿子的零花钱一点也不吝啬，“就是想着吃的穿的别亏着他，别让他羡慕学校里其他小孩。”

　　1988年，冯先旭的妻子病重去世，冯先旭不得不回老家照顾冯敏，但重新拉近距离，对父子俩而言都有些迟了。回到老家后，冯先旭在县城里开了一家照相馆，并为冯敏找了位“新妈妈”。由于忙生意，冯先旭对儿子的照顾仍然没有增加，冯敏的生活更多由“新妈妈”打理。而且他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儿子的疏远，“平常也就一个月见一次，见面了我也管不住他”。面对越来越难以管教的冯敏，冯先旭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高中毕业后，冯敏走上了与父亲一样的打工道路，冯先旭“把儿子供进大学”的愿望彻底落空了。“这一生我做错了一件事，就是耽误了孩子。”

　　农二代：

　　“辞职回家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一次选择”

　　在冯敏心里，留守的经历永远也无法忘记。“六七岁的时候，爸爸在南京打工，每次听见远处有长途客车的声音，妈妈就会背起我跑到路边等。车一停，我就冲车里喊‘爸爸，爸爸！’但里边根本没有爸爸。”回忆起当初的孤独和失落，冯敏至今仍然难以释怀，“别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弥补父爱。”

　　2006年，冯敏拥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固执地拒绝了父母替他们带孩子的要求，“在花钱上，爷爷奶奶也不会亏待孩子。但除此之外，他们也给予不了孩子更多东西。爷爷奶奶心疼孙子，但疼不到点子上。”对留守经历有着刻骨铭心感受的冯敏相信，只有父母，才能给孩子的思想、性格、习惯的养成带来帮助。

　　冯敏决心要让孩子永远告别留守儿童的身份。2008年，冯敏把儿子冯翰林接到广州，但很快他开始意识到，即使不在农村留守，儿子在广州的随迁生活也将面临种种困难。“上幼儿园，贵一点也无所谓，但是之后上小学、中学怎么办？”迫于经济压力和为孩子长远考虑，冯敏辞去了广州的工作，带着妻儿和微薄的打工积蓄回到老家。

　　冯敏觉得，辞职回家是他这辈子最正确的一次选择。儿子上小学后，冯敏第一次去学校参加家长会。“虽然是在县城里，但留守儿童也有将近一半，看见他们就像看见过去的自己，家长会上，来的全是爷爷奶奶。”冯敏有些难受，但也更笃定自己的选择。

　　儿子现在在班里成绩拔尖，还是副班长，这让冯敏十分欣慰。“在外面挣再多钱，如果孩子耽误了，我这辈子都会后悔。”冯敏说，现在自己干，挣的也不比打工少，“就是压力大一些，但孩子将来有出息了，现在苦点累点都没关系。”

　　农三代：

　　告别留守儿童身份的代价

　　目前，我国的留守儿童数量已经超过6000万人。多数留守儿童在老家由祖辈照顾，父母监护教育的缺失使得“隔代教育”问题在留守儿童身上最为突出。

　　由于过早脱离了父母的关爱和教育，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和心理都更多依赖自身的调节适应，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产生了厌学、逃学、辍学现象。有统计显示，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及初中教育的在学率都低于正常家庭儿童；一些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监管和教育，更容易受到伤害，同时行为也出现偏差。

　　冯先旭的孙子，即冯敏的儿子，幸运地告别了留守儿童的身份，但代价也是巨大的。冯敏和妻子除了抚养孩子外，还要供养四个老人，“我的父母、岳父岳母都是农村人，经济压力确实很大。不得已，我父亲一把年纪了还要出去打工，我也很心酸，但自己能力有限，只能顾到一边。”

　　冯先旭体恤儿子的难处，也知道儿子的心理负担。“打电话回家，只敢‘报喜不报忧’。”为了照顾年事渐高的老伴，冯先旭的妻子也来到了工地，在食堂里打杂。

　　在冯先旭的工地宿舍里，墙上贴满了一家人的照片。外出打工与辞职回家，这在农一代和农二代无奈的选择中似乎蕴含着各自的不幸，但幸福对他们而言是一样的。也许第三代小家伙对留守的告别并不仅仅是结果，也是一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