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碎陶片恢复而成的部分陶器。
出土的石磨盘与石磨棒。
发掘中的荷花山遗址东区。
2013年9月13日至15日，龙游荷花山遗址暨钱塘江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龙游召开。
连日来，经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教授、严文明教授，以及其他30余位来自国内考古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实地走访遗址考古现场，分析出土文物，并深入研讨，达成共识：龙游荷花山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上山文化，保存最好、内涵最为丰富的重要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证明龙游所在的钱塘江上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一直以来，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明，被认为是人类种植稻米之始。可现今龙游荷花山发现的稻作遗存，比河姆渡早了整整2000年。
与此同时，荷花山遗址还携手2010年发现的青碓遗址(2010年9月20日本报曾作报道)，再次把衢州的文明史，追溯到了9000年前。
推土机离开荷花山
推土机开进荷花山的时间，是在2011年春天。
当时，山上茶树被连根拔起，推土机进场，打算推平后开发现代农业。不过，时隔10多天后，现场施工被叫停，一块“文物保护重地”的牌子，插在了山的最显眼处。
龙游是古县，地下多宝，在县域内，只要大规模动土，都逃不过一群人的眼睛——他们是热衷保护祖宗遗物的业余文保员。
荷花山便是如此。
跟踪荷花山工地的业余文保员叫袁成兵，是龙游县业余文保员队伍中非常活跃的一个人。
当时，袁成兵在被推土机翻开的荷花山工地黄土里，发现了大量碎陶片和有明显磨痕的石头，“碎陶片显然是有了年纪，石头也有人工加工的痕迹”，他随即向龙游县文物部门报告。
随后，文物专家来了；再随后，分管副县长带着文物专家走访现场，当场作出决定：
施工暂停，推土机离开荷花山。
万幸，推土机仅除去土壤表层草木，挖走二三十厘米厚的浮土。考古者在现场，连锄头铁锹都不用，就捡到几百枚史前碎片。
陶器有大口盆、平底盘、高领敞口罐，器物上龙纹、锯齿形的花纹，都透着史前人类粗犷的性格；在石器中，简单摔打而成的打制石器是大多数，磨制石器虽是少数，但更让人兴奋。
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暗示人们，荷花山的“想象空间无限大”。
出土稻作早于河姆渡2000年
荷花山又叫茶山，具体位置在龙游县城东4公里处，属湖镇马报桥村邵家自然村，经GPS测定，遗址坐落在海拔高程56米至65米、相对高程约10米的低丘上。
2011年9月下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针对荷花山遗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开始了。
工作实施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龙游县博物馆联合承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担任领队。近6年来，蒋乐平一直致力于在钱塘江上游的金衢盆地探寻研究上山、跨湖桥类型新石器时代遗址。
历经两年时间，发掘分东、西两区进行，发掘面积分别为600平方米和25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经碳14测年，东区遗存距今约9000年，西区遗存距今约8000年。这一分区现象和已揭示的分区内容，其历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价值，更使荷花山遗址显得特别珍贵。
而最为关键的是，考古工作者还从出土的夹炭陶片中，发现了数量较多、掺杂其间的水稻小穗轴、炭化稻米、水稻植硅石遗存，说明这处遗址9000年前就已出现了稻作，并充分反映了水稻栽培在早期阶段的驯化变异，证明龙游所在的钱塘江上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这一发现，于今年1月，由中国科技大学博物馆馆长张居中教授取了遗址中5件石器、3件陶器，进行残留物分析所证实。
一直以来，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明，被认为是人类种植稻米之始。可现今龙游荷花山发现的稻作遗存，比河姆渡早了整整2000年。
与此同时，荷花山遗址还携手2010年发现的青碓遗址(2010年9月20日本报曾作报道)，再次把衢州的文明史，追溯到了9000年前。
北京大学教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严文明说：“人工栽培水稻的起源备受中外学界关注，而荷花山遗址等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已经快追溯到了这个源头。”
探寻新石器早期人类生活方式
一座早期新石器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陶器、石器，还有一些柱洞遗迹，且分东、西两区，东区9000岁，西区8000岁。
把这些史前要素放在一起，每一项都足以引发人们的遐想。
稻米既已出现在9000年前的荷花山遗址中，自然便有了特殊意义。据蒋乐平介绍，农作物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中第一次伟大革命。人类何时、何处将野生稻驯化成为栽培稻，是中外考古学家探索了半个多世纪的话题。
14日上午，走进龙游民居苑，目睹傅家大院展出的数十件修复的大口盆、圜底盘、双耳罐等陶器，以及大量碎陶片、石器，令人眼前一亮。
荷花山先民有没有告别“流离失所”的原始状态？陶器的存在，能说明一些问题。陶器易碎，必须定居下来，才能方便使用。而且其中一些陶器体积较大，并不方便携带。
这同时也印证了，蒋乐平关于东区遗址成因是一处“小聚落”的推测。他觉得，遗址中那些柱洞是当时用来搭建木结构居住建筑的。
再看出土的石器，这些磨盘、磨棒、石锤、石球等形态粗糙、数量丰富的石器，多数由鹅卵石简单加工而成或直接使用，留下了摩擦、锤击的痕迹，少量为锛、镞等精加工的磨制石器。其中有20多套磨盘或磨棒，是在遗址10平方米的范围内找到的。
将磨盘与磨棒联想在一起，一个有趣的场景便浮现了：先民们将稻谷放在磨盘上，用磨棒充当磨具去壳，而高低不平的盘面，则有利于脱壳取米的效果。
大量打制石器和少量磨制石器在遗址中同时出现，也很自然使东、西两区遗址相距1000年时间，有了解释去向。
只是，面对种种令世人惊叹的迹象，人们难免还要情不自禁问一句，为什么是龙游？而不是江山、开化，或者其他地方。
细究荷花山地貌，再翻开龙游的历史，其根由也许便清晰了。
古人逐水而居，小溪河畔有村落，大江大河旁则是文化更繁荣、人口更多的城郭。荷花山北边是一片冲积平原，距离干流衢江(古称瀔水，为钱塘江中上游)仅3公里，自古是龙游的粮仓。这块平坦而不愁水利灌溉的土地，自然就成了古人大规模聚居的首选。
在江南地区，龙游是少见的文字记载史能追溯到周朝的县。
《龙游县志》说：“商周时，龙游为姑蔑城所在；秦汉时称太末县，时攘地广。”此后的漫长岁月里，龙游一直是浙江西部和金衢盆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未来研究路途漫漫
荷花山遗址属于上山文化的中期遗址，上山文化得名于在浙江省浦江县境内的上山遗址。
同时也是当年上山遗址考古领队的蒋乐平相告，目前浙江在上山遗址所处的钱塘江中上游地区，已经发现了16处上山文化遗址，而龙游荷花山是目前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且唯一原始地貌基本没有变化的重要遗址，也是近6年来，继上山和小黄山遗址之后，第三处正式发掘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目前，荷花山遗址初步划定的保护区范围为11万平方米，而丰硕的考古成果，是建立在已完成考古面积只占保护区面积百分之一不到的基础上。
蒋乐平还说，荷花山遗址的新发现，是长江下游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重要突破，为解决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的关系，以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这几年，我一直在研究磨制石器，研究它起源于何时，从打制向磨制转换始于何时，荷花山遗址同时出土的大量打制石器和少数磨制石器，给了我很多启发。”在9月14日和15日举行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上，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与博物馆专业教授黄建秋说。
与此同时，研讨会上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张忠培领衔的众与会专家学者，还一致强调：“包括荷花山遗址在内的16个上山文化遗址中，多数都发现稻作遗迹。不过，这些史前稻作农业文明，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培养，到底起了哪些作用，还远远不到最后下结论的时候。‘未来研究路途漫漫，吾辈需将上下求索。’”
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因研讨会活动安排紧凑，就下一步如何保护龙游荷花山早期新石器遗址，征求众专家学者意见的座谈会，只好安排在了9月14日晚上进行。
由张忠培领衔的30余位与会专家学者，代表的是国内史前考古学的泰山北斗。与此同时，他们还是一群有着浓郁文物情怀之人。他们见小小的龙游县政府，能如此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无不为之动容。
于是，在座谈会上，他们回报以知无不言。
现年80高龄的张忠培先生率先发言。他说，自己见过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但没有一处能像龙游荷花山遗址这般保存完整，且价值珍贵，因而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眼下为防止风化，要赶紧采取措施。
南京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说：“保护遗址，还得动脑筋让周边的老百姓喜欢，提升他们对遗址的认知度和保护意识。”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则从制定遗址保护、考古工作计划，到编制保护规划、保护展示方案，提出了一系列的想法和建议。
30余位专家学者逐个发言，座谈会一直持续到夜里22时30分。
至9月15日上午，研讨会召开新闻通报会，龙游县副县长陆民，就龙游荷花山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下一步的保护与开发计划，向现场的专家学者、文物工作者和各新闻媒体记者通报。
陆民说，龙游荷花山遗址是钱塘江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的代表性遗址，地貌环境及遗址本体保存状况优于其他遗址，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价值。他们下一步将分四步实施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工作。首先，抓紧申报省级和国家级文保单位，为遗址保护提供法律保障；其次，设立荷花山遗址保护区，切实保护好这一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第三，编制保护规划，使工作开展有依据；第四，科学合理利用荷花山遗址，适时启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使之成为公共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