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71岁的刘桂良完成了妻子生前交待的最后一件事——将18箱144包总共4320元的腹透液，免费赠送给了更缺钱的病友。此时，老刘感觉心里彻底放空了。

　　1月20日，是和老刘相伴42年的妻子出殡的日子。在老刘71年的人生中，有20年的日子，在照顾被多囊肾和尿毒症折磨的妻子，而之前18年，则是服侍瘫痪在床的老母亲。

　　38年的时间，老刘一直都在照顾着久病的亲人。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这俗语在他这并不奏效。邻居和与他打交道的医生都说，老刘这个男人太不容易了，了不起！38年无怨无悔，陪伴着病人度过，老刘是怎么做到的？

　　为给老伴做腹透，他在家做了个无菌室

　　刘桂良和老伴住在杭州甘王新村。这是一个老小区，他们的房子在1楼。钱江晚报记者前去探望，发现房间里光线不太好，大白天也得开着灯，才能看清里面的布局。60多平方米的房子布置很简单，房间里难得的亮色，是去年初，老刘和老伴参加一个老年银婚活动到嘉兴游玩时的合照。

　　“那时候她还不用每天做腹透，我们是趁着做血透的间隙一起去的。”在这张照片里，一共有9对结婚超过40年的银婚老夫妻。老刘说，那时心里想着，日子的奔头就是和老伴过上金婚，再拍一次照片。

　　但自从那次出游之后，因为血透失去作用，老刘的老伴只能靠每日腹透来维持生命。

　　“她一天要腹透4次，我们不能每次都在医院做吧，我就在家里给她布置了一个房间，做成无菌室。”

　　老刘的“无菌室”当然得打上引号的。老刘收拾出了一个房间，在靠窗的位置请人做了一个玻璃隔间，隔出了两三个平方米的空间。这里只够放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

　　这个地方，平时不让人进出，自己的儿子也不行，自己和老伴的进出也得换上干净的拖鞋，服侍了这么多年的病人，老刘早就知道了怎么尽可能减少细菌的感染。

　　每天早上6点起床后，老刘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干净的抹布在房间里仔仔细细地擦一遍，接着就是把老伴扶着进无菌室，灌入腹透液。

　　接着，他开始烧早饭、买菜、看报纸、陪老伴聊天，4个小时后，导出腹透液，再进行一遍腹透的流程。

　　一天4次的腹透，把这对老夫妻牢牢拴在了家里，他们的活动半径也就在小区周围。开始腹透之后，老伴身体的衰竭速度加快了，去年甚至有4次被送入医院抢救。

　　1月18日那天晚上，夫妻两人躺在床上，妻子的身体又有些难受了，老刘盘算着第二天一早，把她送到浙大一院去看看，这个流程对他们来说早已轻车熟路了。

　　“我们家里还有这么多做腹透的药，要是用不了太浪费了，你要找人送掉啊。”妻子这么嘱咐着老刘。

　　第二天一早，老刘没有叫醒老伴，送到医院后也没有抢救回来，老伴走了。

　　这一天在老刘的脑海里预演过很多次，“她是在睡觉的时候走的，是平平安安地走的。”老刘最后还是觉得很庆幸，妻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并不痛苦，他也实行了自己照顾妻子的承诺。

　　照顾久病的亲人，老刘有这些特质

　　和老刘夫妻打了10多年交道，杭州市中医院肾病科血液透析中心的医护人员，感触非常深。“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让人尴尬的透析病人。”护士长周建芳说，但老刘夫妇与别人不一样。

　　“透析时间久了，有人就会把病人的轮椅推过来，送到值班室门口，对我们说：‘交给你们了’，说完就走了。”周建芳说，而老刘这个子小小的老爷子总是搀扶着老伴，慢慢走到医院，等她做完了，再小心护送回去。“能看得出他很贴心，说话都细声细气的，从来没有不耐烦。”

　　从1970年开始照顾久病瘫痪的老母亲，到后来又和患病的妻子相伴20年，如此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的病人，需要什么样的特质？或许从老刘身上能体现出来：

　　有健康的身体：

　　老刘身材不高，1.63的个头，和他的同龄人比起来，也算是小个子，瘦瘦的，不过看上去很结实，走路的速度也不慢，“我们住在一楼，家里还有一个小院子，平时种种花种种草，吃晚饭散散步，都是运动。”

　　在老刘看来，自己要是病倒了，就没人能专心照顾妻子了，自己的健康和妻子的健康同样重要。

　　有对亲人的爱：

　　老刘的母亲中风瘫痪在床的时候，还是1970年的事情，那时候的老刘才25岁，还没有遇到现在的老伴，“那时候哥哥在合肥工作，妹妹嫁人了，父亲年纪更大，身体也不好，相当于我一个人在照顾1个半人。”

　　为了方便照顾母亲，老刘甚至卖掉了上海牌手表——那是用部队复员后的费用买的——换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坐公交回家要40分钟，骑车只要15分钟，中午下班我得赶回来给母亲烧中饭、翻身。”

　　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纪，那样长年累月的付出，老刘说“应该的”。“我记得小时候，母亲卖纽扣为家里赚钱，一个纽扣几厘钱，她做了一个木推车，把我放在推车里，上面是纽扣，就这样上街赚钱。”

　　对于妻子，在他看来对她的付出同样自然：“当时我家里没钱，还有个长期生病的母亲，按理说没有姑娘能看上我，但是我妻子还是和我在一起了。”

　　“我生命中的两个重要女人，母亲和妻子，我当然得照顾她们一辈子。”

　　有一颗感恩的心：

　　老伴走了之后，老刘自己为自己爆料：“我要给医保办送一面锦旗。”老刘在电话里告诉钱江晚报记者，老伴吃了10年中药、做了10年血透，医药费是一个无底洞。但是老刘说自己不过是事业单位的普通退休员工，老伴是从工厂病退的，他们的工资、退休金，能承担这样长期的用药和治疗，这其中，医保报销真是帮了大忙啊。

　　老刘拿出厚厚的发票、住院凭证、诊疗单，从上世纪90年代泛黄的手写诊疗记录，到现在的电脑打印单，看出了浙江医疗水平和医保制度的发展。

　　“还有市中医院的医生护士，对我和我老伴都很好，我们好几年春节都在医院里做血透，值班的医生护士都和我们一起过的年。”

　　从他的话语里，老伴20年的病痛经历没让他觉得人生是一部“受难史”，似乎更像在感受身边的各种善意与善举。

　　有盼头有目标：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风在很多医院都会等同于“死亡”。但是当时，他对母亲说，“好好养病，等着抱孙子。”

　　结婚后的老刘如愿为母亲生了孙子，而母亲自己也很努力，在老刘“三脚猫”式的按摩和针灸下，病床上养了十多年之后，终于有半边身子能自由行动了，“我教她慢慢锻炼，后来还能自己穿衣服吃饭了，还会扫扫地做做家务。”

　　妻子1994年被查出来多囊肾之后，老刘心里就有了打算，“医生当时就说，多囊肾会发展为尿毒症。”尿毒症的最好解决办法，就是换肾，不过在国内，肾源紧张，费用不菲，更重要的是，肾源倾向于提供更年轻的病人，“当时就打好主意，让妻子生病的时候不那么痛苦，要舒舒服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