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追求“收入倍增”，更要努力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后者更能体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实效。

　　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强调对价值创造的激励，推助更多人迈上“中产”台阶；在再分配领域，要通过公共支出、税收、社会保障等综合手段，扶助更多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各领域的改革要注意针对不同收入人群施策，让大家共享改革成果。

　　——编者

　　资料图片：你会是收入倍增的受益者吗？

　　“扩中”正逢其时，争取“弯道超车”

　　——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是释放消费红利的主力军

　　“月收入9000多元，一半用来还房贷。物价高、开销大，基本攒不下钱。我算中产吗？”在北京某银行

　　工作的小刘问。

　　“大款越来越多。可咱老百姓过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城市生活成本低，两人一个月退休金4000多元也够花了。我们算‘穷人’还是‘富人’？”黑龙江退休工人孙奶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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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标，这个目标应扭住不放，确保如期实现，否则就会失信于民。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调高、扩中、提低”。

　　有些人认为自己属于中等收入者，也有些人常抱怨自己“被中产”。那么，“中等收入”的标准是什么？目前我国究竟有多少“中等收入者”？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等于、稍低于或略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均可视为中等收入水平。对我国来说，近年来可考虑将中等收入标准界定在年收入6万—12万元左右。此外，家庭有一定数量的储蓄和其他货币性资产，家庭人均居住面积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0%至34%左右。发达地区的标准可稍高于此标准，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可以稍低于此标准。按照上述标准，全国中等收入者约占25%左右。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既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量化目标，也是路径选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是释放消费红利的主力军。“经测算，未来10年间，如果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高到40%—45%左右，在不考虑人口规模变动的情况下，每年将带来0.75万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由此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之一。可以说，‘扩中’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牛鼻子’，也关系到经济社会转型与改革的全局，对于协调重大利益关系、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提振社会对改革的信心，意义重大。”迟福林说。

　　“扩中”不仅必要，而且正逢其时。迟福林认为，从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治理呈现出的新态势看，“扩中”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一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提升，2014年为48.2%，增速明显快于一、二产业，2015年预计达到50%左右，这是白领工作机会最多的领域。以美国为例，随着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白领阶层的规模从20世纪40年代的1000万左右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的5000万，30年间扩大了5倍。二是互联网迅猛发展，带来更多创新、创富机会。三是资本市场改革提速，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更多了。“把握机会，争取实现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弯道超车——用最短的时间，建成橄榄型社会。”

　　迟福林认为，与人均收入水平倍增这一目标相比，我们更应强调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应争取到2020年将中等收入人群占比提升至40%，达到6亿人左右。这更能体现‘不让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原则，呈现改革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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