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女孩陶晶有个不幸的家庭。父亲双目失明、母亲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从高中开始，她的生活费一直由一个名叫王林的好心人资助。高中毕业后，陶晶考上了海南大学。喜悦的同时，她又开始为大学学费发愁。王林知道后，决定继续帮助陶晶上完大学。从2010年到2013年年底，王林总共资助陶晶学费、生活费54200元。

　　不过，事情在2014年初悄悄发生了变化。王林无意间得知，陶晶下落不明的母亲已经回家，并且完全有能力支付陶晶的学费，但陶晶却始终没把这个情况告诉他。王林顿时觉得被欺骗，一气之下，他以借款为由将陶晶告上法庭，要求她把自己资助的54200元还回来。

　　法官认为，从法理上讲，王林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从情理上讲，王林从陶晶少年时就帮助她，双方感情深厚，还应以沟通来化解误会。

　　经过艰难的调解，王林最终表示不需要陶晶还钱，也撤回了诉讼。不过，据记者了解，两个人多年的情谊，也就此了断。

　　俗话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原本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为何一夜之间就变了味儿？捐赠人可以主张将捐款要回来吗？个人捐赠作为慈善行为的重要组成，又该如何更好地规范？

　　辽宁亚太律师事务所董毅智律师认为，当事双方，构成了捐赠合同关系，而“家庭生活困难”是王林捐赠陶晶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个条件发生变化而陶晶没有及时告知，就违反了合同。王林，可以要求撤销捐赠：

　　董毅智：捐助人是因为受捐助人陶晶家庭生活特别困难，无法继续求学，而且在捐助过程中，这个条件是最重要的，而当陶晶家庭生活发生变化，自己可以承担自己的生活和学习费用的时候，他没有告知当事人，这就违反了双方合同的目的。捐赠人王林可以要求撤销这种捐赠。

　　那么，王林是否可以要求对方归还之前的捐款呢？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物权法教授尹飞表示，如果陶晶确实涉嫌恶意隐瞒家庭条件的情况，王林可以要求返还部分捐款：

　　尹飞：对于之前已经支付的费用，赠与人想要回来，只能到法院请求撤销赠与合同。如果受赠人没有及时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变化的事实通知捐赠人的话，这时可能构成恶意的隐瞒，赠与人可以以欺诈请求撤销赠与合同，要求返还从家庭情况变化之日起已经支付的款项。

　　不过，事情闹到上法庭的地步，原本行善的美好，也早已变了味儿。其实，近年来类似的个人捐赠纠纷，并不罕见。2013年，西南大学学生陈易为了给母亲筹集肝移植的费用，在天涯发出“卖身救母”的帖子，收到个人捐款十多万。后有爆料，说陈易平常生活奢侈，而且她母亲身为公职人员，明明有医疗保险等等质疑。陈易一夜之间，从资助的对象变为被谩骂的靶子。她最终也没能挽救母亲性命；也并未如公众所愿，公开捐赠明细。

　　2014年，南充男子王海林为治疗女儿的白血病，扮成女人在街头卖卫生巾筹款，在筹集了140万捐款后，突然消失。公众一片哗然，质疑他卷款逃走。后来，王海林表示自己只是只身到外地给女儿找医院。

　　乐善好施，原本是中国人的传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说的都是付出与报答的快乐。然而，频繁传出的“装穷骗捐”的故事，却一边又一遍伤害了公众的心。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表示，虽然我国各类慈善组织已有50多万家，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慈善，仍是中国人习惯的行善方式。这种方式，背后唯一的约束，就是传统和道德自觉，缺乏标准规则和程序，难免因沟通不畅出现误会、甚至上当受骗：

　　高华俊：民间自发的捐赠，还是中国人做慈善的基本方式。没有捐助人和被捐助人之间的匹配、没有信息沟通、也没有尊重一些规则和程序，包括跟踪、评估，各方面都没人来做。都是点对点个人之间的捐赠，这样出现信息屏蔽、沟通不畅、各种误解纠纷容易发生。

　　在民间公益人士姚遥看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扭转大家对慈善的概念，变“个人赠与”为“公益捐赠”。现代慈善，需要有法律的保障、规范的管理、透明的运作；更重要的，是需要依托专业的团队：

　　姚遥：他不相信组织，愿意自己去做。他觉得组织的成本更高，点对点的成本更低。但我们发现，当出现这问题，又通过诉讼的方式，反而又增加了他的成本。全社会提高信任成本，还是需要一套有效运转的机制，从信息的考核到执行，需要相应的投入，才能保证捐赠资金达到效果。必然需要委托一个在地的公益组织来完成。而且，相对来说，对于组织和个人的监督，肯定对组织的监督成本更低。

　　高华俊建议，如果个人想要做慈善，最好是通过可信的公益平台，寻找项目：

　　高华俊：搞现代慈善这是基本理念，你要相信这是一个专业。如果你要去做这个行为，不需要自己或者通过个人的渠道去找。你还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平台，或者一定的资助项目，包括助学、扶贫，都可以找得到渠道。而且，持续的捐赠，都可以得到记录，受到跟踪。可信度，包括做慈善产生的效果，从捐赠人到受赠人的满意度都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