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7·5公交车纵火案，今天将进行庭审。
作为主管医生之一，浙医二院烧伤科医生陈国贤前几天就接到通知，他将和一位护士一起参与今天庭审的旁听，万一被告伤员在法庭出现意外，医生将在现场进行救治。
在杭州7·5公交车纵火案中，共有30名乘客受伤，其中19位成年人被严重烧伤。被告人包来旭是受伤最重的一名伤员，全身烧伤面积达95%以上，且多为深三度烧伤。经过浙医二院半年多的救治，他的身体状况已经能接受庭审。
“对医院来说，他是一个病人；走出病房，他就是被告，他的所作所为将接受法律的审判。”陈国贤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自己病人的庭审。
全身烧伤95%以上，嫌疑人被救活是个奇迹
杭州7·5公交车纵火案中，19位重伤员都是在浙医二院得到救治的。医院为此成立了3个医疗组。陈国贤所在的这个医疗组，救治的7位重伤员，其中一位就是今天接受庭审的包来旭。
“开始我并不知道，我这一组病人中有一位是纵火嫌犯。事发时，我刚从医院下班回家，正准备烧饭，突然接到通知有重伤员，于是我直接开车到了杭州市一医院去把伤员接回来。因为他们没有烧伤科。”
陈国贤回忆说，当晚浙二快速成立了医疗救治专项工作组，同时烧伤科医护人员也分3个医疗组，每个医疗组和医院的多学科团队一起负责6~7名伤员，他所在医疗组负责的病人中，就有一位烧伤面积达95%，深三度烧伤的病人。
“烧伤那么严重，当时根本不知道谁是谁。”陈国贤记得，7月6日，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主任张国安教授受国家卫计委的委托，来杭州会诊，看到95%烧伤的病人情况，张教授摇摇头：伤势那么重，能救过来的可能性非常低。
因为国际公认，身体烧伤面积在60%以上的病人抢救成功率只有约50%，当烧伤面积达90%以上其救活率仅5%左右，甚至更低。
治疗这半年中，没有家人来探望过
陈国贤告诉钱报记者，包来旭有10多天连续处于昏迷状态。苏醒之后，他也一度表现出抵触情绪。这样的状态大约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慢慢好转。
“我们医生、护士经常规劝他，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要承担责任，配合治疗，配合调查。”
华海平护士长曾问过他，要不要联系家里人？他摇摇头说不要，问他家里的情况，他也不愿意开口说，有几次问起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自己一时冲动，现在很后悔。
烧伤病人的护理，最困难的就是换药，包括包来旭在内的几位重伤患者，每次换药都要持续3个来小时，陈国贤都是利用每天换药、查房的时间，和他做一些简单交流。
接到法院通知之后，陈国贤又跟包来旭聊过一次。包听到消息之后很平静，但流了泪，说很后悔。
这半年里，包来旭没有任何家属或朋友来探望过。
接受了强化康复训练，坚持几小时庭审没问题
包来旭在医院进行了植皮手术，双腿坏死，脚踝以下部分已被截肢。目前他神智清晰，精神状态正常，沟通也没有问题。他所在的病房门口，有特警人员执勤。
钱报记者来到浙医二院烧伤科病房，看到当初为控制感染临时设置的隔离区，现在也已经撤离。
随着包括92%深度烧伤患者在内16位重伤员的陆续出院，这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
伤情的好转，医院也对包来旭进行了康复训练，“通常对烧伤病人来说，把床摇到45°的角度，比较舒适，不过以前他也只能坚持15分钟，现在我们要求他坚持2个小时。”华海平说，对这些训练，他也比较配合。
目前包来旭精神状态不错，虽然平常话不多，但对医护、法院工作人员的一些问话，已经能比较积极的配合，思路清晰，沟通没问题，医院认为，接受几个小时的庭审，体力上也没问题。
这场庭审，将给受害者和医护人员一个交代
历时半年的救治，很多人都在心里怨过、骂过纵火嫌犯。陈国贤和华海平在接受钱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也都坦言，为这样的病人治疗，纠结，肯定是有的。
华海平跟钱报记者聊起不久前刚刚出院的一位病人，在这次事故中，她全身92%的皮肤被深度烧伤，她还不到40岁，这场大火不仅改变了她的容貌，损毁了肢体，也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
对她，医生和护士倾注了最多的心血，每天4位护士24小时的特护，不敢懈怠。后期康复，陈国贤设计了特殊的能摇起来的木床，是让病人的丈夫找木匠做的，目的是帮助病人在床上练习站起来。
每次练习，她都憋着眼泪，跟护士说“我再数到100，再坚持一会儿”，看着她那么拼命的样子，医务人员都觉得很心疼。
上个星期，她出院了，家人专门挑了个日子，1月18日。出院之后，她还面临着漫长的康复期，现在生活起居完全不能自理。她告诉华海平，现在最后悔的是以前没有把女儿带在身边养，现在她再也没有机会照顾女儿了。
“作为烧伤科的护士，我太明白烧伤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了，对嫌犯的所作所为，肯定是痛恨的，但对我们来说，嫌犯也是个病人。”华海平觉得，这场审判，不仅是给这些受害者一个交代，也是给医生护士一个交代。
法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桥也在关注本次审判。他说，本案体现的是彰显保障人权的法理问题。
“医院救治伤者不分‘好人’和‘坏人’，不涉及道德、价值的评判，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敬畏。”胡桥指出，任何人都有得到救治、治疗的权利，这是法理的问题，不是道德评判的问题，救治与审判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