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派出所当时的接报警记录

少年何正果在北京治病期间拍摄的照片(何正果父母供图)

救助站值班记录表上有关于“何正国”的记录

　　“即使现在的侦查手段再高超，可人已经火化了，死因也将是个谜。”12月23日下午，信阳市公安局局长陈洪杰面对17岁少年何正果父母时面露同情，但已“无力回天”。

　　从去年10月起，湖南新化少年何正果成为赴北京治病大军中的一员。12月3日，他在结束化疗后，与父亲何文一同乘坐火车回家。途中何正果不知何故独自在信阳站下了车，此后与家人失联。在随后的5天里，这名患有生殖细胞瘤和尿崩症的少年先后被当地政府人员送往老城派出所、信阳市救助站以及信阳市精神病院等地方。他的名字也由何正果变为登记本上的“何正国”，最终以无名氏的身份“猝死”于信阳精神病院的病床上。12月10日上午，在何正果死亡后仅仅一天，作为无名尸他被火化于信阳金山殡仪馆。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了解，何正果与家人失联期间，其父何文曾数次到信阳市派出所、救助站等地寻找，甚至曾两次与儿子“擦肩而过”，但在这些单位始终没人能告诉他寻找孩子的正确方向。最终，17岁少年何正果寂寞地死于这个寒冬。生前也未留下只言片语。

　　12月4日9：10信阳火车站

　　生前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上，何正果眼睛大而深邃，高高的鼻梁与其父何文有些相仿。如果不是刚刚结束化疗，有些消瘦，这位皮肤白皙的少年身上没有任何一点会让人与“流浪”这样的词相联想。

　　去年10月，何正果因患有生殖细胞瘤和尿崩症，开始频繁往返于湖南与北京之间。作为何氏家族的唯一孙子，父亲何文几乎经常守护在儿子身边。只要没特别紧要的事情，爷爷和妈妈也会陪他到北京治病。最近的一次治疗用了十八天。“这次化疗非常顺利，我们父子俩的心情也不错。”何文说。

　　何文回忆，12月3日早上6点多，何正果起床收拾行李，9点钟办完出院手续。随后，父子俩出去开了间房，等待乘坐晚上的火车回家。出发前，何文还特意用湿毛巾为儿子擦拭了下身上的法派羽绒服。“这件衣服买时花了800多。”

　　在何正果母亲苏美华的眼中，这个再过一月即将成年(18周岁)的儿子还远未长大，对自己仍旧十分依赖。她告诉北青报记者，“每天跟妈妈打电话”是何正果在北京治疗期间养成的一个习惯，而另一个习惯是，“必须时刻喝水，这是根据病理治疗的要求养成的”。

　　当晚9点，父子俩登上回家的列车。此后苏美华曾给何正果的手机打了个电话，但对方已经关机。后来她得知，因为上车时间太晚，何正果用自己未装电话卡的手机听了十分钟音乐就躺在卧铺上睡着了。

　　为了照顾儿子，何文特意让儿子睡在自己的上铺。“因为何正果喝水多，我凌晨三四点钟还提醒他上过厕所。早上七点半钟左右，又特意弄醒他，递了棉衣。”4日上午8点半左右，何正果跟父亲要了根烟抽。“他知道我不高兴他抽烟，特意和我说了十点钟再要。”此后，何文睡着了。大概9点10分，当他醒来时发现儿子不见了。

　　“我赶紧报告了乘警，大喇叭广播，乘警找遍了十几节车厢，最后确认人没在车上”，据何文讲述，此后他在武昌下了车，买票又折回信阳。到达时已是傍晚6点多。

　　随后何文在信阳火车站监控视频中找到了儿子，心中也略微踏实了一些。“这小子果然下了车。”由于何正果的卧铺车票当时还在列车员的手中，视频显示在4日早上9点10分，这名17岁少年故意压低了帽檐，逃票走出信阳火车站。

　　对于何正果下车的原因，至今何文也说不清楚。在看完这段视频后，何文首先拨打了当地的110电话，随后立即赶往车站派出所登记了儿子的资料。他一边回想儿子为何要中途下车，一边也期待儿子能够在饿着冷着的时候找到警察。“他身上最多一两块钱，还有个没卡的手机。”何文曾相信，“这样儿子就不会走远”。

　　12月5日3：28老城派出所

　　与何文最初的期盼似乎有些吻合。何正果到信阳后不久就被警方找到，但结果却完全相反。

　　根据信阳市中医院附近的监控视频显示，12月5日凌晨1点31分，何正果走到这家医院的大门外，在观望一下后走了进去。随后何正果开始在医院的各个楼层间走动。一个半小时后，他被人发现并送到派出所。与此同时，同处信阳的何文正在火车站附近的新华东路寻找儿子。此时的何正果距他其实也就一公里。

　　在后来信阳市公安局向何正果家人出具的《关于湖南省新化县居民何文反映其子何正果在我市非正常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12月5日凌晨3点9分，老城派出所接到信阳市中医院妇产科22岁女护士报警，称六楼妇产科怀疑有男子偷婴儿。而这名护士在8天后(此时何正果已经死亡)得知有湖南少年在信阳走失后，也主动给苏美华打了电话。她成为何家人最终确定孩子被派出所带走的重要线人。

　　报告显示，这天凌晨3时12分，该所出警民警田圣保、侯传田到达六楼妇产科，见到了坐在木凳子上的何正果。在排除偷婴儿的嫌疑后，何正果被带入派出所。田圣保介绍，何正果进来了先是要水喝，且把一壶水喝了一大半。据民警田圣保回忆，他后来曾尝试找到何的家人住址、联系方式，但均遭失败。后来他在一产妇家属陪同下，将何正果送往救助站。

　　警方给家属提供的监控画面中，何正果戴着迷彩帽，上身着深色棉衣，下身着特步运动裤，这正是他下车时的打扮。北青报记者在视频中看到，5日凌晨3点28分，何正果进入派出所，3点43分则坐上了开往救助站的警车，前后在派出所停留了仅仅15分钟。从警方提供的这段视频观察，这名17岁少年此时似乎没有逃跑或抗拒的任何动作。但询问期间的视频警方始终没提供给家属观看，理由是“值班室未安装监控”。

　　北青报记者在出警记录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描述，“老城派出所接到市中医院报警，有一不明身份的男青年跑到住院部楼。”事后有民警承认，他说自己叫何正果(音)，17岁，湖南娄底人。作为常规问话，民警甚至还问了身份证号码。“他的普通话我听不懂，就让他写下号码，但是写的也不清楚，歪歪斜斜的，查询无结果，就依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送到救助站。”田警官说。而实际上，何正果此时还从没办理过身份证。

　　何正果的父亲何文在大学时曾学习法律，他坚信公安是最有效的寻人途径。12月5日天亮后，他拷贝了自己手机上的儿子照片，打印了九张，并在其后的五天时间内，分别向车站派出所、老城公安分局、五里墩派出所、民权派出所放置了这些照片，登记儿子失踪的情况，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但此后几天均未得到回复。

　　12月23日，信阳市公安局局长陈洪杰向何正果的家人道歉。在他看来，老城派出所民警在当日凌晨应该向指挥中心报告，通过指挥中心通报全市公安局。“其次要通过全国人口系统去仔细核查筛选信息，值班民警并未去尝试做这些工作”。

　　“目前没有规定要对所有的报案都录入系统，但是目前信阳市公安局报警接警信息共享确实还做得不够，工作不细致。”陈洪杰说。对于父亲何文来说，警方的这套具体业务他并不了解。他的感受是，“始终没有一个警察给我指出更好的寻人途径，也没有一个警察借助网络来帮我找人”。

　　12月5日3：43救助站

　　“我至今都特别后悔，旅店老板娘5日叫我去救助站找，我却没有立即行动，还是先去了派出所。”当时，何文住在离信阳火车站百米远的一个招待所内。第二天一早，老板娘听说他要找孩子，曾热心建议何文去救助站看看。“信阳就这一个救助站，没钱没吃的小孩，也许会送那里去的。”老板娘告诉何文时，他一整晚辗转难眠，并想好了一整套找人方案。他决定上午去打印孩子的照片，然后去火车站附近的网吧碰运气，并抓紧时间再次去车站派出所送照片报案。

　　直到12月6日早上，何文才前往救助站。不过此时何正果刚被送往当地的一家精神病医院。

　　救助站提供的监控视频显示，12月5日凌晨3时43分，何正果被送到救助站。在门口登记，手持矿泉水瓶子。凌晨4点04分，他进入救助站宿舍。有两张空床位里，何正果自己挑选了最靠墙的一张。随后，他又从另外一个房间里找来被子，此时其他人已经睡了。

　　此后的时间，他站在床边，一会儿徘徊，一会儿又揪着被角抖动。甚至，其还走出大门，边接水喝边张望，并没立即躺下睡觉，其间，这名少年还问询了一个半夜醒来的流浪人员。凌晨4时36分，何正果坐在床边开始瞌睡，但只是横躺，并不愿意盖救助站的被子睡觉。

　　北青报记者曾进入何正果睡过的房间，一股尿骚味非常刺鼻。房间空旷而寒冷，单薄的木板床上只有一床薄被褥。苏美华告诉北青报记者，儿子平时很爱干净。“可这里这么脏，他怎么睡得着？”

　　视频中，何正果后来和衣而睡，一直到7点起床。5日上午7点42分，何正果到值班室饮水机接水喝，值班工作人员拉住他阻拦。何死死抱住饮水机，结果被几个受助人员拖了出去。

　　上午8点07分，何正果开始试图逃跑。当他已经跑出大门后，被工作人员发现，并招呼几名受助人员将他又押了回来。这段视频显示，何正果后背全是白灰，此前戴在他头顶的迷彩帽也不见了。“8点多钟，我还问了他叫啥名字，他说自己叫何正果(音)，湖南娄底人，我问更多的他就不说了，随后我就去给其他受助人员买火车票了。”一名曾见过何正果的救助站工作人员后来对苏美华说。当时何正果的精神“并无异常”。

　　监控视频显示，9点钟，何正果坐在床头，一个受助人员进来打了下他的头后出门。9点12分，救助站清洁工进屋扫地，何正果从后面抱住了他的腰，打扫卫生的人打了他的手，何正果顺势坐在床上，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其间，何正果还主动晒过被子，因为矿泉水瓶丢失，他只好拿着其他救助人员的杯子接水，并倒到自己的碗里喝。2小时后，何正果被通知送往精神病院。

　　后来有救助站工作人员告诉何家人，救助站里的这种移送并没有什么具体标准可供遵循。“他们说当时只是觉得疑似”，“乱抢别人东西，情绪不稳定，行为异常”。除此之外，何正果大量喝水的行为也被认为是一种异常表现。不过就此，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并未对这名少年进行询问。

　　在送何正果去精神病院的一段视频中，他走到救助站门口时曾有想回去的动作，但立马被工作人员制止。

　　就在何正果被送走的第二天上午。父亲何文打的来到救助站。在向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番问询后，对方没有提供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最后，这位父亲留下了儿子的照片，并在背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和在派出所一样，他告诉对方有消息给他打电话。

　　事实上，在这所救助站前一天的值班记录表上，就有“11点钟，站车送精神病院，男，何正国，湖南”的字样。而这里的工作人员也坦言，送精神病院并不是常事，那几天也就这一个。

　　12月23日，在家属的协调会上，信阳市民政局副局长胡海峰承认，救助站救助的是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方式是自愿救助，“何正果拒绝提供家庭详细地址，只能算走失人员，严格意义来说并不属于救助站救助的范围。”他表示，如果工作人员按照规定办事，12月5日凌晨的值班人员则不应该接收何正果，12月6日，何文拿着照片去救助站寻找时，值班人员应该仔细比对值班表。“但是，他们都在应该不应该之间，没有恪守准则。”目前，信阳市民政局通报，救助站站长已经停职。

　　12月5日11：21精神病院

　　进入信阳市精神病院后的何正果被登记的信息为“无名氏”。

　　据该院周院长说，当时是分管业务的副院长王宪军做出的安排。报告显示，当时由救助站工作人员龚志强填写了《信阳市精神病医院流浪乞讨精神病人救助登记表》，称“我站一流浪无名氏”、“精神异常，有狂躁举止”。但是周院长也表示，此后他们未问出孩子的姓名和家庭住址，也用无名氏代替。

　　监控视频显示，12月5日11点21分，何正果出现在精神病院门口。此时，他正提着裤子走路。后来的公安报告称，当日，值班护士吴超、杜雪见何正果衣服上、身上沾有大小便，便由男护士吴超带其淋浴并更换了衣服，暂时把何正果安排到五病区3号病房37床位。其间医生护士等人均未发现何正果身上有任何伤痕。

　　之后何正果要喝牛奶，杜雪等人又为其购买了纯牛奶，且为其做了血压、体温等常规检查。5日当晚，何正果被转到观察病人专用的1号病房。这一天，何换上了医院的病号服，因为裤子太大，在最后的生命时光中，他一直提着裤子，走路也变得拖沓。

　　据父亲何文提供的一份何正果于12月3日从北京出院的记录显示，他彼时“神志清楚”，心跳、心率、肝功能等都正常。

　　而信阳公安局报告称，12月6日，医生对何在检查后，通过观察，王有斌医生初诊何正果疑似情感性精神障碍，另外发现其有贫血、电解质钾偏低等状况，判断何正果体质较差。这一天的何正果，中午一直睡到3点44分才起床。

　　报告显示，由于何正果还未确诊系精神病患者，属于观察阶段，医院未对何正果进行精神病方面的具体治疗，只是开了小剂量的盐酸丁螺环酮片和齐拉西酮等，用于缓解情感性精神障碍的药。每晚给他口服一片艾司唑仑片帮助睡眠。事后何家人想看当时的病历本，而精神病院方面表示已经上交到信阳市公安局。

　　视频中，何正果在进入精神病院2天后开始略显异常。12月7日晚上近9点钟，何正果摸了一个熟睡病友的脸，并尝试两手抬起。8日上午，医院又为其做了胸片检查，发现何正果左肺有炎症，下午输液治疗。当晚8点38分，这个爱干净的少年又开始抖被子。10分钟后，向护士要水喝后睡觉。这是自入院以来，何正果最早的一次入睡。

　　据该院院长介绍，因为何正果看起来更像十三四岁的孩子，因此医生护士都很照顾他。“因为入院时间短，对于以往病史医院并不了解。如何都想不到，孩子会悄无声息地猝死”。

　　何生前的最后一段视频显示，9日凌晨4点26分左右，他卷起被子翻身，胳膊抖动，持续了一分钟左右，但幅度不大。而当时，护士正好在查房，病房内还有病人未睡觉。9日早6点半，陆续起来吃早饭的病友们发现何正果总是不醒。监控视频显示，此时不断有病友拉扯他的手脚，并尝试各种办法唤醒，但是始终没有动弹。直到6点43分，护士来查房，发现何正果已失去生命体征。经闫黎明医生检查，确认何正果死亡。

　　12月9日下午金山殡仪馆

　　公安报告显示，精神病医院医生闫黎明确认何正果死亡后，曾立即与送何正果来救助站的龚志强联系。龚志强又立即向站长李明汇报。最终李明安排救助站50岁的保卫科长王云生来处理此事。王云生称，在李明站长的同意下，开具了“我站寄养在新天伦老年公寓无名氏，男，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同意火化”的相关证明，随后其联系信阳市金山殡仪馆的张建华到精神病院将尸体拉至陵园火化。

　　因9日上午没有时间，金山殡仪馆张建华、方斌二人在当天下午14时40分前往精神病院，将何正果的尸体拉至殡仪馆。第二天上午，何正果的尸体火化。而按照8月1日在信阳执行的国家相关规定，对于不明遗体的处理，要求“遗体保存一个月并通过有关途径寻找家人”。“显然，在我儿子的遗体处理上，相关人员并未按该办法执行。”何文说。

　　另一个让何家人产生疑问的错误是：“何正果明明死在了精神病医院，为何却成了新天伦老年公寓的无名尸？”民政局副局长胡海峰事后向家属解释的原因是：“工作人员的懒惰。”据了解，该救助站有100多人寄养在天伦养老院，当时养老院中正好有一位男性被送往其他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因为也是出具死亡证明送火化场，保卫科的科长王云生当时已经在打字机上打了一部分，恰好是从天伦养老院出来死亡的空白证明，就随便向殡仪馆出具了一个，完全是为了省事”。

　　12月15日，何文、苏美华第一次来到金山殡仪馆寻找儿子的骨灰。有工作人员查询记录后告诉他们，59号骨灰盒是救助站“无名氏”的骨灰。但仅仅几分钟后，有工作人员发现，59号骨灰盒已被别人领走。一番商量过后，最终何正果的父母被现场工作人员们告知，他们要的骨灰其实应是61号骨灰盒。

　　“感觉像是做了场噩梦，一环套一环，每一步都荒诞得不可思议。”苏美华说，至今她都不敢将那盒骨灰领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