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从骨灰里找出的6块弹片时，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沉默了，这些战争年代留在老人身上的东西，也成了他这非凡一生的最好见证。老人名叫鲁世贵，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一生参加过的战斗无数，也经历了很多次死里逃生。

　　12月8日，这位老人与世长辞，12月12日，他的追悼会在杭州举行。“今天，是我国首次设立的国家公祭日，我为有一位为民族独立而参加过艰苦卓绝战斗的父亲而自豪。”12月13日下午，鲁世贵的儿子鲁山说。

　　6块弹片陪伴老人大半辈子

　　“这些弹片，虽然留在父亲的身上很多年，但直到今天，才知它们是什么样的，我们会把它好好保留下来，用以缅怀父亲，也激励我们今后的人生路。”看着这些弹片，鲁世贵的儿子鲁山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

　　12月12日上午，老红军鲁世贵的追悼会在杭州殡仪馆举行。火化后，家属们发现了留在他身上的6块弹片。

　　“我们小时候就听父亲说，他身上留有子弹头和弹片，火化后装骨灰盒时，我们特意进行了寻找。”鲁山说。

　　这6块弹片，被家人分装在两个盒子里。“左边这个盒子，里侧放的是子弹头，左侧1块是弹头外壳，铜制，右侧2片是弹芯，铅熔化特征明显。右边那个盒子，盒盖上放的三片材料疑似炮弹片，金属特征明显。”指着这些弹片，鲁山介绍道。

　　这些弹片，也让所有参加追悼会的鲁世贵的亲友们沉默了。它们，不仅陪伴了老人大半辈子，也记录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大家的思绪，也跟着这些弹片一起，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那段峥嵘岁月。

　　他曾两次被红军大家庭挽救生命

　　“我的父亲这一生太不容易了，可以说，经历了很多次九死一生的坎坷。这些经历，也是留给我们儿女们的宝贵财富。”盯着这些弹片，鲁山缓缓诉说起父亲经历过的戎马岁月。

　　1932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打到四川通南巴(通江县、南江县、巴中县)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当时我父亲只有15岁，红军就住在老家集镇里，他很想报名参加红军，去找了两次，都说年纪太小，个子没枪高，没同意。”

　　1933年8月，红九军25师政治部宣传队在镇子里进行扩大红军队伍的宣传，鲁世贵一看宣传队的红军战士有的比他还小，就问他们：“为什么不要我？”

　　于是，他们便带着鲁世贵去找宣传队队长，队长看着他说：“年纪太小，个子不大，但身体很棒的。”当他得知鲁世贵是穷人的孩子时，就同意收下他了。从此，这位15岁的少年就当上了红军宣传队员。

　　参加红军后不久，部队行军至四川通江洪口时，鲁世贵患上了伤寒，住在王坪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这次病情十分严重，几天几夜人事不省，正准备入棺时，一个护士长说听到微弱的声音，坚决不同意装棺。当夜，鲁世贵出了一身大汗，第二天竟活了过来。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时，曾三过雪山草地。“其中一次过草地时，父亲又一次打摆子患伤寒，部队走得急，丢下父亲及数名担架员在后面赶路。”鲁山说，饥寒交迫，风雨交加，见一个担架员牺牲了，父亲滚下担架，让最后两名红军战士自己赶路，两名战士商量用石块把父亲掩埋起来，否则就会被草原上的秃鹫活活吃掉。

　　“正商议时，最后一支红军的收容队赶到，又是一名护士长说：‘我们红军战士都是阶级兄弟，决不能丢下这个同志，要么大家死在一起，要么大家一起走出草地。就这样，父亲再次被红军这个大家庭挽救了生命。”

　　多次遇险负伤但都死里逃生

　　“父亲一生参加大小战斗不下几十次，很多次遇了险负了伤。这些弹片，就是这些战斗最好的记录。”鲁山说。

　　其中，最险的一次，发生在1938年的3月著名的山西神头岭、响堂铺两次伏击战(八路军129师386旅打的经典伏击战)中。鲁世贵时任129师386旅771团九连副指导员。“部队向围困之敌发起冲锋时，日军子弹击中父亲的枪壳。端枪冲击时，这是要害部位。幸亏这支枪的遮挡，保住了父亲的生命！”

　　“父亲身上的子弹头，则要说起7年后的一场战斗。”鲁山说，1946年8月，解放军山东野战军8师(主攻)和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打配合)，向驻守在安徽泗县的国民党桂系第7军172师发起进攻。鲁世贵在山东8师二十三团二营任副教导员，战斗中，左腿被打伤，由于子弹头卡在胫骨和腓骨之间不好取，所以弹头一直留在腿中，直到火化时在骨灰中拣出。

　　“这次战役后，因父亲腿伤行军不便，组织上安排他转业到地方政府工作，父亲坚决不同意，后来上级组织就给他配了一匹战马，直到1957年到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时才弃用。”鲁山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