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海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如何排序？我的观点是二者应该同时进行，相辅相成，甚至可以用人民币的国际化来促进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

　　宋海是个“有故事”的人。从兵团战士，到修读西班牙语；从在中科院从事沙漠治理工作，到成为银行家，到政界，再到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无不成就斐然。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适逢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之下，广东金融业遭逢重大冲击。蒙当时广东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之知遇，在深圳副市长和广东副省长任内，宋海受命于危难之际，于重重压力下，用六、七年时间，成功化解了超千亿元的不良资产，涉及广发银行、深发展银行(现并入平安银行)、佛山市商业银行(现并入兴业银行)、湛江市商业银行(现为南粤银行)、珠海市商业银行(现为华润银行)、广州银行、汕头商业银行(现为广东华兴银行)等的重组。其中，广发与深发展之改制重组、引入外资，如果后世书写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开放的历史，当是必有的篇章，其他几桩案例亦均可看出宋海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的一贯思路：顾全大局，当机立断，杜绝风险外溢，以市场化方式化解风险。

　　身为政界高层人士，宋海依然不改学者本色，始终笔耕不辍，已有100多册(篇)、凡360余万字论著、译著、论文传世。其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专著《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国际化研究》和《中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在相关领域广有影响。

　　以下为宋海与《当代金融家》杂志就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改革相关议题所作对话。

　　《当代金融家》：2009年4月，国务院常务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首批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其后又扩大至包括广东全省的其他省市。彼时您正是广东省主管金融的副省长。步入政界前，您也曾在国际银行领域具备丰富的学术素养与从业经历。能否请您谈谈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的运行情况，以及这一试点与下一步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改革发展目标的内在关联？

　　宋海：虽然我做了十四五年的行政工作，但因兴趣所致，研究工作并没有落下，特别对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2003年至2011年，我任广东省副省长，主管教育和金融。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推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计划时，我一直都在为广东极力争取，后来终于成功了。目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虽然进行得比较顺利，但人民币在国际上主要还是发挥结算的功能，很少被用来当作储备货币。在后来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复杂的因素更多。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的资本项目是管制的，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既牵涉到经常项目，也牵涉到资本项目。因此，在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下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理论界也提出来说这等于是把我们改革的高效率的东西和国外兑换，把自己改革的福利给了别人，这恐怕在思想上也很难让人接受。

　　《当代金融家》：您曾著有《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国际化研究》、《中国汇率制度的选择》等著作。前面一本书中提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本币是否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开不开放，并不构成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充要条件。关键在于，一国货币国际化后有没有意义，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认可。倘若国际认可度低，做出本币国际化的决策也就毫无意义。基于您的这一判断，中国现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时机是否成熟？

　　宋海：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已经雄踞全球第二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货币必须国际化，才能与自身经济地位相匹配。另外，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一直奉行以出口为导向的对外贸易政策，现在已经累积了约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这么多的外汇储备不但没起到较好作用，且还给我们国家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其根本原因就是人民币的地位还不高。这是我研究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出发点。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完全可以同时进行，相辅相成

　　中国如果想要做经济大国和资本大国，自己的主权货币不能作为国际货币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当代金融家》：人民币汇率问题长期是中美两国争议的热点问题之一，时常有美国政界人士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曾公开指责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是“以邻为壑”(beggar thy neighbor)。中国政府则曾警告，美国如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The Currency Exchange Rate Oversight Reform Act of

　　2011)，对来自所谓“汇率操纵国”的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则两国间恐爆发贸易战。在您看来，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中国应如何妥善应对？

　　宋海：美国一直说是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问题导致了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说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中国造成的，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其实这主要是美国自身原因造成的，例如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相关高新技术产品。此外，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之所以能成为国际货币(特别是这种货币是各国储备货币的时候)，其原因就是该国拿着自己的货币向其他国家买东西，该国得到货物，对方得到货币，否则无法满足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

　　中国和美国之间就是这样，美国拿着美元购买我国的商品，我国得到美元，那这样下来美国肯定是贸易逆差，我国肯定是顺差。所以，美国指责我们，根本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只是我们在谈判的时候没有利用好这一点，现在也没人站出来说美国的贸易逆差恰恰是因为美元高度的国际化造成的，并不是其他什么原因。

　　将来等人民币真正国际化以后，我们肯定不能再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对外贸易政策了。因为一旦人民币国际化了，肯定是我们拿人民币去买别人的东西，到时我国的外汇储备一定会减少，所以光从解决我国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也势在必行。

　　《当代金融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此前的“金融十二五规划”亦提出“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您认为，浮动汇率是否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

　　宋海：目前理论界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排序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是加快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汇率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过去这几年，政府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的措施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举措都是相关的。

　　有人认为，在人民币汇率机制还没有充分市场化的条件下，过快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与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其结果就是中国用高效率的人民币资产去置换低收益的外币资产，将来会造成极大问题，因此，汇率制度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应该优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否则价格扭曲将导致人民币国际化的结果与目标不相吻合。

　　现在看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到2020年应该可以实现自由兑换

　　也有人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可能一步到位，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完全可以同时进行，相辅相成。如果坐等汇率完全市场化以后，再启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就会丧失改革的良机。

　　《当代金融家》：您更倾向于认同上述哪种观点？人民银行已同诸多国家的央行签署了直接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比重也不断上升。在您看来，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可在什么时间实现？

　　宋海：对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排序问题，我的观点是二者应该同时进行，相辅相成，甚至可以用人民币的国际化来促进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

　　第一，一旦离岸人民币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离岸市场的价格是否会对在岸市场价格产生冲击，取决于中国政府对离岸市场人民币清算机制与回流机制的控制率。即使我们要创建一系列新的汇率机制，也必须在这个机制中设立一些反周期的自动的稳定器。

　　第二，中国政府现在的当务之急应是利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压力尽快实现增长模式从投资、出口驱动转变为以消费驱动为主，在增长模式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将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应该尽快实现利率、汇率的市场化。

　　第三，根据国际经验，适当的资本项目管制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种方法，所以中国政府要把握好人民币国际化同资本项目管制之间的平衡。国际上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并没有很成文的精确说法，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44条相关的规定，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有30多条都达到了标准，而剩下的十几条也不是全都得放开，可以在其中适当做一些平衡，人民币国际化不应该以中国金融体系的大起大落为代价。

　　现在央行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如和很多国家进行货币互换，这肯定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它也从侧面说明了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开放的。通过国家间的货币互换，人民币国际化在政府间的渠道就被打开了。所以现在看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到2020年应该可以实现自由兑换。

　　(本文原标题为《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改革应同时进行—对话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宋海博士》，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