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陶蛟龙遭遇车祸，不幸因公殉职。1个月后，时任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徐建新临危受命，赴温州中院就任代理院长。其时，温州正深陷民间借贷危机的漩涡巨浪，民营企业一片焦灼彷徨，企业家“不在银行，就在去银行的路上；不在法院，就在去法院的路上”。

　　正是在这恐惧、混乱、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弥漫的时候，二级高级法官徐建新以一种悲壮的色彩匆匆就职。他很清楚自己此行的使命，这其中既有“救火”亦有力挽狂澜的意味。

　　徐建新上任时，温州法院系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诉讼洪峰，而更大的考验来自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许多人都在屏息注视，这位新院长，将如何发挥法院审判职能，应对这场持续发酵的金融风波。

　　“很多时候，法院是‘功夫在案外’，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这就要求我们在严格依法审理案件时，不能只是就案办案、就事论事，更要注重综合考量社会效益，也就是要做到办案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结合。”2014年11月中旬，任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已近2年的徐建新，在接受家乡媒体《衢州日报》专访时，如是坦陈心迹。

　　事实上，徐建新主政温州中院以来，已力导推出了一揽子司法改革创新政策，保障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护航温州社会发展稳定。

　　一个典型的注脚是，2013年至今，温州两级法院大胆利用温州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的独特优势，探索简化破产案件审理程序，目前共受理破产案件301件，审结218件，分别占全省法院的50.76%和54.36%。为了让企业家正视破产问题，徐建新甚至在媒体公开呼吁，“与其跑路，不如申请破产保护。”

　　“陪审团制度，

　　也有其不科学之处”

　　徐建新是从衢北大山里走出的孩子，他的家乡在衢江区峡川镇。

　　儿童时代，徐建新经常枕着父亲的打铁抡锤声入眠。这位起早摸黑、挥汗如雨挣钱养家的铁匠深知，只有知识才能改变这个家贫寒的命运。因此，徐建新和弟弟成了父亲希望的寄托。

　　初中毕业后，徐建新考入衢州二中。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求学。由于穷困，他只得自带梅干菜上学，每周吃一毛竹筒。晚上熄灯后，他经常悄悄溜回教室或在校园路灯下继续读书。1981年，徐建新不负众望，考入杭州大学法律系。

　　徐建新解释说，之所以选择法学专业，是因为心中一直崇敬法律的神圣地位，加上儿时在农村曾目睹许多不公正现象，更促使他坚定信念：一定要学好法、用好法，为百姓做些实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毕业后，徐建新先后在金华市检察院、东阳市检察院、东阳市法院、义乌市法院、金华市法院任职。

　　2002年，时任义乌市人民法院院长的徐建新，作为省委组织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习班成员，被派往美国新泽西州州立肯恩大学进行为期1年的学习。

　　紧张学习之余，徐建新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和假日考察美国司法制度，旁听庭审，和当地法官进行学习交流，并结合中国实际思辨，撰写了《美国法院、法官印象记》、《美国个人破产法简介》等感悟文章。

　　记者：我们注意到，温州中院办公区门厅内，立着一尊古希腊神话中的正义女神像，这让我们很好奇，作为一位留美归来的法院院长，您的司法理念会不会和别人有所不同？

　　徐建新：国外当然有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的好经验、好方法，例如现在民事诉讼中的对抗制，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制和法官居中裁判，新的刑事法律中的“罪刑法定”、“无罪推定”原则等便是引进了西方的司法理念。

　　总的来说，中外的法治理念是相通的。你们看到的正义女神，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天平象征法律公正不偏不倚，宝剑象征惩恶扬善，实现正义。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亦有相同的理念折射，如“法”的繁体字“灋”中，三点水，象征法律公平如水，其中的“廌”是传说中远古时代的一种独角神兽“獬豸”，它生性正直，有着明辨是非、判断曲直的神性。

　　但是，中外毕竟水土不同、国情有异，有些做法也不能完全照搬。如西方的陪审团制度就不适合。

　　事实上，最早发明陪审团制度的英国，现在也逐步减少陪审团参与诉讼，原因之一是陪审团太耗费人力物力，而且也不尽然都能公平。

　　这里就要谈及曾震惊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该案扑朔迷离，审判历时474天。庭审中，辛普森重金聘请的辩护律师强力攻击控方证据的漏洞，同时攻击证人是种族歧视者以降低证据的可信度，要求陪审团判决无罪。最终，陪审团在讨论不足4小时后，裁决辛普森两项杀人罪名均不成立，判辛普森无罪。毫无疑问，这个结果，让大多数人惊诧不已。但是，当年审判该案的法官却不需为此负责，因为决定是否有罪的权力在陪审团，这是一群按照其社会安全号抽取的普通市民，而法官仅需做到审判程序合法。

　　这说明，西方的陪审团制度也有其不科学之处。

　　“法官惟有快马加鞭审案，

　　才能不负人民重托”

　　观察徐建新的履历，可以发现，他任职的东阳、义乌、金华、温州等地，都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势头最强劲澎湃的地区之一。

　　一个普遍的规律是，经济越是发达，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就越多。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义乌法院结案数量便占到了整个金华的三分之一，但其办案效率一直被舆论所诟病。

　　善于思考调研的徐建新发现，其根本症结并非法官玩忽职守，而是制度所迫。原来当时规定，所有案件在合议庭讨论后，还须报院领导审定才能通过，导致案件一拖再拖，大量积压。

　　很快，徐建新主持出台改革新政，法官判案真正有了独立自主权。

　　记者：都说法官尊荣威严，可这法庭之上也有辛酸泪。有媒体曾经报道，2013年温州全市法院一线法官人均结案226件，居全省第一。这么高强度的审案频率，法官们吃得消吗？

　　徐建新：事实上，无论法官数量如何增加，也赶不上立案数量的增长速度。法官们惟有奋力拼搏，快马加鞭审案，才能不负人民的重托。

　　目前，温州中院已经实施了“办案数量月排名月通报”、“人人争当办案能手”、“晋职晋升办案平均线制度”等制度，对评选出的办案标兵、办案能手在外出学习、评先评优、晋职晋升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以此激励法官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现在很多青年法官都主动找庭长要案子办。

　　当然，求快的同时也要保质。我们对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改判的案子实行月讨论、季通报制度，逐件分析，其中瑕疵案件要追究承办人的责任，同时对已经归档案件，每年组织抽查、互查、督查。

　　记者：案子判得多了，执行压力自然也陡升。现在，各地法院都普遍遭遇“执行难”，这似乎是个很纠结的困惑？

　　徐建新：对于执行问题，我的认识是，法院不能唱独角戏，而是需要银行、公安、房管、税务、工商管理等方方面面的支持和配合，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来强化执行，让被执行人及其财产无所遁形。如金华中院在公安机关的支持配合下，首创十大被执行人制度，将被执行人信息输入公安追逃网，一旦发现警方立即控制，立即通知法院带人，法院则建立24小时备勤制度随时待命。

　　但也有一些被执行人确实是倾家荡产，此时作为法院也难为无米之炊，因此需要提醒公众，借款投资一定要有风险控制意识。

　　记者：近年来，媒体披露报道了一些司法领域的冤假错案，公众不信任司法的一大原因即是怀疑“公检法是一家”，在你看来，法院应如何作为，才能让刑事审判经得起历史检验？

　　徐建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就让庭审真正实质化，所有证据在庭审中得到实质性检验，当庭举证、质证、论证，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办理案件，对非法证据坚决剔除，杜绝庭审“走过场”、流于形式。

　　同时，审判必须严格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对于证据存疑、不足以认定被告有罪的案件一定要作出无罪判决，尤其是一些重大、涉及死刑的案件，对证据要求不仅排除合理怀疑，而是要排除任何怀疑；同时，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要严格依法排除，切实防止冤案发生。宁可错放坏人，也不能冤枉好人——冤枉好人，不仅殃及无辜，而且是保护了罪犯，但放过一个坏人，他仍有绳之以法的机会。

　　徐建新(中)认为，“很多时候，法院是‘功夫在案外’，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这就要求我们在严格依法审理案件时，不能仅仅以案论案、就事论事，更要注重综合考量社会效益。”

　　记者：就任温州中院院长后，你感到最大的压力来自哪里？

　　徐建新：我的压力主要来自如何严格依法办案、精确解读法律，同时充分运用审判职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好服务。温州当前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很多案子不能就事论事、就案论案，不能简单地按照法律标尺一判了之。

　　比如，原告方银行起诉时，经常会向法院申请查封企业，可是企业账户一旦查封，资金不能进出，生产难以为继，工人工资也发不出去，企业马上就会被搞垮。

　　因此，我们都会劝说原告采取动态查封形式，这种形式的查封，企业生产照常运转，但它的财产、厂房土地、设备等不能进行非法转移。当然，法院这么做也是冒风险的，很多时候，原告不一定满意。

　　此外，法院在审判时也会面临方方面面的干预。中国是人情社会，大家习惯思维是，遇到案子不是找法律，而是找关系，这些千丝万缕的纠葛，对法官也是考验。

　　记者：我们知道，温州法院为保障当地金融改革，进行了很多探索，其中破产案件办理更是影响全国，为什么如此重视承办破产案件？

　　徐建新：我曾在《参考消息》上看过英国智库亚当·斯密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英国存在10万家“僵尸”企业，如果这些企业得不到有效处置，将至少影响英国经济10年以上。怎么处置呢？就是走破产清算、重整的路。

　　温州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民营企业受到重创，若不及时妥善处理，就会影响温州经济复苏。而通过破产重整手段，可以依法帮扶诚信度高、有市场有前景的困难企业渡过难关；另一方面，也可借助破产清算手段，淘汰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的落后企业，倒逼经济转型升级。

　　其次，金融风波发生后，温州部分企业的资金链因银行不再续贷、提前收回贷款等原因而陷入困境，进而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持续飙升。通过破产程序，及时让资不抵债、不适宜继续经营的公司破产，有利于阻断担保链大幅蔓延扩张的态势，帮助银行核销不良资产。

　　同时，通过破产程序也可促使温州民营企业加速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过去，温州很多都是家族企业，财务管理混乱，股东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高度混同。对这类企业，我们首创了将股东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合并破产，进行破产程序后，可以掀开公司法人面纱，警醒他们告别公私混合、家厂不分的模式。

　　“很多案子，

　　不能就事论事、就案论案”

　　跑路，跳楼，还是破产？对于一些山穷水尽的温州老板来说，这确实是一场生死抉择。但现在，他们不再迟疑，以破产的方式体面地退出无疑是最佳选项。

　　企业家变化的背后是温州法院大胆开拓、勇于担当，为企业破产提供司法保障，转变公众对“破产”偏见的种种努力。

　　作为中院院长，徐建新主动做客电视台，走进网络直播间宣传《破产法》，同时探索推出简易审理程序、立案听证程序、管理人选任制、差异处置机制等，优化破产审判工作环境。

　　数据显示，2013年至今，温州两级法院借助已审结的218件破产案件，共化解不良资产33.58亿元，盘活资产15.93亿元，激活土地面积约969.83亩。

　　徐建新杭州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浙江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肯恩大学公共管理硕士，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硕士生导师。201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2013年获聘全国法院“法官教学师资库”首批入库教师，多次担任国家、省级调研课题负责人，已发表论文100余篇，并出版有《司法前沿问题思辨与探析》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