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迅、朱亚文

　　时下，电视剧《红高粱》可谓引人注目，甚至形成举国皆谈《红高粱》的局面。应该说，《红高粱》一开播就迅速博得头彩拥有好口碑的原因亦不复杂，毕竟近年来，活跃在荧屏上的影视剧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鲜有像电视版《红高粱》一样叙事宏大、剧情丰富、主题深刻、吸晴接地气的民族史诗力作。

　　借用山东广播电视台总编辑吕芃的话说：“电视剧《红高粱》既是在莫言老师原作基础上的一次继承，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崭新的作品。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山东故事，中国气魄，民族风格，国际影响。这部戏可以不夸张地说，已经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电视剧’，不是一部单纯的文艺作品，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

　　应该说，该剧已实现了山东题材剧的本土突围和全国性突破，将成为中国影视史上一个不会绕过的经典个案。值得首肯的是，相比此前的文本，电视剧《红高粱》突破了莫言原著和张艺谋电影的局限，叙事风格更加恢弘大气，剧情更加丰富多彩。该剧所表现出的社会认知价值也让这部电视剧成为一部记录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和农民命运的历史变迁史、精神思想史和风情民俗史。

　　如若仔细推究，电视版《红高粱》赢得追捧一举成为“现象级电视剧”的原因显然在于作品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身，颠覆了此前荧屏上雷剧当道媚俗丛生的影视格局。而对于观众，发现一部如此经典且富有张力和激情的剧作，自然不容错过。

　　现在不妨让我们从影视角度分析一下电视版《红高粱》博弈成功的几大原因。首先，就思想来说，细数《红高粱》中各色人物，或官或匪，无一不表达对追求生存、追求自由的欲望，而他们身上共有的精神则是反对压迫和奴役。在剧中，县长朱豪三、土匪余占鳌等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矛盾丛生，关系纵横交错，然而面临日寇入侵家园大敌当前时，他们统统放下个人仇恨一致对外。《诗经》有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红高粱》中的众多英雄谱，亦如是。换言之，《红高粱》绝对不同于一般的抗战剧，它以朴实劳动人民的视角展现了骨子里反抗奴役追求自由的精神和集体意识。

　　该剧编剧赵冬苓是个“用心人”，下面这段文字是最好的证据。“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用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大时代的变化，这是我创作这部戏时的要求，我要最大限度地反映三十年代初到抗战这一段中国的现实—那一个黑暗的、混乱的、复杂人性各种成长的现实，要把这个写出来，把当时的社会万象写出来，然后写出来那时候的那一代人，也就是我爷爷、我奶奶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反抗、他们的失败、他们的妥协。在写作中要体现出家国情怀，当外敌入侵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

　　其次，若就艺术性而言，剧中运用大量的民俗民风元素，让我们看到真正原生态具有浓郁北方风格和气息的世俗生活。剧中运用了一系列譬如黑土、高粱酒、花轿、剪纸、唢呐甚至骡子、驴等民俗意象，这一个个运用得恰如其分的民俗意象，有条不紊地构成了一幅完整故事幕布。甚至，我们可以说民俗民风的运用，已然成为这部电视剧的一大精神标签。

　　据称，编剧赵冬苓为了真实还原剧中的史实和民俗民风元素，曾几次奔赴高密采访酿酒专家和当地土匪史研究专家及高密研究家族史的专家，这种认真求实的扎实作风，真正做到“扎根泥土，为人民创作”。

　　再次，若就观赏性分析，源于艺术语言的创新，以及镜头语言从容、唯美的运作，整部作品画面更加时尚、大气，甚至呈现出电影的格调。这也是该剧刚一热播就迅速赢得老中青多个层次观众热捧，更多中青年和学生、高知人群力挺的原因之一。

　　作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电视版《红高粱》成功地塑造了“我奶奶”、“我爷爷”、罗汉大叔等一批中国普通老百姓群像，歌颂了他们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民族精神，也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格、心理、文化以及生存方式作出了思考。

　　文艺不是风花雪月的事儿，而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一个民族要经受苦难、铸造辉煌，文化的支撑力量不可或缺。正所谓：小人物大情怀，人人都有一个千秋家园梦。在影视作品价值观日渐下滑缺失道德底线的当下，我们期待有更多类似《红高粱》这样具有“正能量”的影视作品和适应时代潮流接地气的文艺作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