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交警郑春平在郑州火车站坐公交，他特意数了数车上的人：301个。“觉得现在的公交车挤？最多也就200人吧，跟当年没法比。”
郑春平今年60岁，刚退休。作为一名老交警，他当年几乎丈量了郑州所有的路，见证了郑州人出行的变化。
以前13米宽就算大路
如今的郑州，大部分主干道都有50米宽。即便如此，每天上下班高峰一堵几小时，还是让人恨不得路再宽点。
老照片上，郑州道路畅通，看上去“宽阔无比”。事实上，那些路大部分都7米宽，相当于现在的小路。
以京广铁路为界，当时的郑州分为“西郊”和“市区”。郑春平说，1983年，郑州能称得上“大路”的，东西向只有“两条半”：“两条”是指13米宽的金水路和陇海路，“半条”是指解放路附近的二道街(那是一条单行道，只算得上“半条路”)。大多数道路，都像如今的工人路一样，有7米宽。
最宽的路，在国棉六厂往西到国棉五厂一带。那段路宽50米，是为响应国家“备战备荒”的倡议于1971年修建的。也就是说，那段路修好是备战当机场的，关键时候可以停飞机。
那时候的路，因为车少人稀，哪怕只有7米宽，也显得极为宽阔。从省人民医院经过火车站到国棉六厂，公交车40分钟就能跑完，同样的线路，现在差不多要跑两个小时。
虽然路窄，但是那时候的人，很遵守交通规则。当时的郑州市，交警事故科只有6个人，就能处理完全部事故。
郑春平说，那时候交通规则相当简单，“各行其道”，“谁走错了道，就是谁的责任。”
“那时的郑州，北到农业路，南到陇海路，东到花园路，西到国棉厂。”郑春平说。
以前从西郊进市区要打“驴的”
过去，娱乐、购物中心在市中心的老坟岗。由于没有公交车，西郊有钱的工人想到市区娱乐，打牙祭、追时髦、看景致，不得不打“驴的”，花两毛五分钱坐个毛驴车，经过大沟陡坡，颠到市区。要知道，那时候一只烧鸡也不过三毛钱。
后来逐渐有了一定数量的机动车，市区开始“禁驴”，就像现在“禁摩”一样。郊区政策相对宽松，所以在西郊，还能见到和公交车并行的驴车。
1983年之后，郑州才开始慢慢有了出租车，至于私家车的出现，还要往后再推几年。
郑春平说，最早出现出租车的地方是在火车站附近，大多是人力车，也有机动三轮车，都是老年人在开。后来渐渐有了数量稀少的汽车作为出租车。因为刚刚出现，出租汽车显得很高档，又没有人管，时常会有“漫天要价”的情况。有外地人从火车站打车到机场(当时的机场就在现在的民航大酒店附近)，出租车司机敢200元、300元地要。曾有个广东人在郑州打出租车，司机说“按斤收费”，体重多少斤收多少钱，没走多远居然要人家100多元。
郑春平说，直到后来有了“黄面的”，有了客运管理处，出租车才脱离“贵族消费”阶层，渐渐成为寻常百姓出行的另一选择。
自行车时髦却紧俏通常一家就一辆
在那个年代，私家车在人们的意识里是不存在的。郑春平说，上世纪80年代末，先富起来的人才开始买车。当时仅有的几千辆汽车都是公车，主要领导才有一辆吉普车，公安局长出门开会坐的还是机动三轮车。那时交警队只有两辆摩托车，去处理事故只能骑自行车，或者在路边拦大货车，捎一段算一段。
所以，普通市民出行只有三种方式：步行、骑自行车、坐公交车。这其中最时髦和方便的，还是自行车。但那时自行车紧俏，并不是谁都能买。
郑春平记得，那时买辆自行车除了要钱，还需要六张左右工业券。一般情况下，工作一年发一张工业券，一辆好点的自行车要一百七八十元。也就是说，不仅要用去一个人半年的工资(在1983年的郑州，大部分人的工资是30多元钱)，一家人还得东拼西凑集齐工业券才能买一辆自行车。
也因此，当时很多人家中只有一辆自行车。给谁骑呢？家里谁上班远，就先给谁用，其他人尽量坐公交车。“再挤也得坐。不然，你还要再等一个小时左右才能等来下一辆。”
那时公交车比现在还挤
“再挤也得坐”，让公交车成了“香饽饽”。
1979年，郑州引进了20辆电车。这种车新，载人多，司机都是优中选优，行业能手加俊男靓女。在当时的宣传画上，还能看到首批司机的照片，女司机们站成一排，像“空姐”。
今年60岁的肖喜花是当时首批女司机，开的是101路公交车。在老照片里，红白相间的101路公交车，出镜率相当高。作为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开电车比现在开地铁还新鲜。肖喜花说，那时坐公交的和如今坐地铁的一样，都是年轻的上班族。老年人不舍得花钱，也坐不惯车，出远门宁愿走路。“就像俺婆，去荥阳都不坐车，早上四五点起床走过去。”
当时乘公交车按站收费，一趟差不多要花五分钱，月票3元。算起来，一个月十分之一的工资要用在公交上，比现在坐地铁还要贵。
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即便贵，很多人还是选择挤公交。肖喜花说，因为车上太挤，就是急刹车也不会有人摔倒。“经过火车站附近有个大转弯，因为人太多，车重得不行，我要站起来才扭得动方向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