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孙海洋没想到自己演的竟是这样一出悲剧。在寻子的过程中,他比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影《亲爱的》中丢失孩子的男主角更为痴狂。孙海洋已用7年时光,书写了一出催泪的脚本。
7年,从为自己找孩子,到去解救全国的被拐儿童,孙海洋倾其所有,而又心力交瘁:只有小学文化的他,竟独自搜集了4000多名被拐儿童的信息;即使明知不是儿子孙卓,他都会日夜兼程地前去解救;两年前,这个已经5年没有欢笑的家庭诞下幼子,可这根本没有让孙海洋停下寻找孙卓的脚步。
7年来,湖北监利人孙海洋自己也数不清在深圳搬了多少次家,记者在深圳龙华一个城中村的出租屋见到刚刚搬来的他时,他说,频繁搬家是因为讨厌自己成为邻居们街谈巷议的对象。
“幸福日子只有两天”
记者:儿子是如何丢的?
孙海洋:我儿子孙卓是2003年腊月生的,当时我们在湖南的一个小县城做包子生意。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连我上小学的学费都交不起,我不想让孩子还过苦日子,决定离开县城,去大城市闯荡。2007年10月1日,我们一家三口来到了深圳白石洲,这个城中村当时正好有一间店面要出租,而隔壁就是一所非常好看的幼儿园。又可以做生意,又可以让孙卓读书,于是我很快就把店面租了下来,儿子也在10月8日去幼儿园读书。
但幸福的日子只有两天,10月9日晚上7点多,我太累了,打了个盹,孙卓在门外玩耍。直到8点多的时候,我才被媳妇叫醒,她说孙卓不见了。我立马出门,问了问街边的邻居,他告诉我,说我家的亲戚带着孙卓出去玩了。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坏了,我才来深圳两天,怎么可能有亲戚来?于是我赶忙往邻居指的方向追去,但半路上,我又觉得这事应该赶紧报警,但警方表示孩子丢失24小时之内不能报案。电影里演的是2007年、2008年我们遭遇的事,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现在孩子一丢家长报案后警方要立刻出警的。(注: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近日澄清,儿童失踪或走失,监护人或家长应立即报案,警方接报后会第一时间立案调查,不需要等24小时。)我回到白石洲,继续寻找孩子,并沿着孩子可能走出去的方向到处寻找,但直到第二天天亮也没有找到。
这以后,我每天都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孙卓必经的十字路口上来回踱步,我从早上开始一直走到晚上一点多,有时也蹲着、坐着,拿着小石子在地上画着,思考着人贩子所有可能的行动轨迹。直到第六天,我发现附近超市的一个摄像头正对着路口,我赶忙去超市请求他们调取10月9日晚上7点半钟至8点多的录像,我看见一个穿白色衬衣黑色裤子的男子带走了孙卓,当时只有人贩子的背影,我就立刻把这些证据拿到了派出所。过了几天,当我继续看那段监控时,我还发现孙卓曾经反抗了那个人贩子,往家的方向跑回来,但很快人贩子又过来了,拿着一个玩具引诱孙卓,这时,这个人贩子的正面清晰像也显示了出来。我兴奋极了,立马拿给派出所的警察看,我以为有了正面像,有了证人证言,这个案子很快就能破了,我把包子店的门面改成了寻儿子店,并推出悬赏小广告,刚开始悬赏10万元,后来就把悬赏金调高到20万元。我的做法很快就引起了轰动,每天都能接到上百个电话,但其中有不少电话是骗子打过来的。
“我把孩子教得太外向了”
记者:骗子是如何骗你的?
孙海洋:我们几乎不大可能像电影里那样,拿着一麻袋钱去和骗子现场交易。绝大多数骗子都会告诉我,孩子就在他们手上,但无一例外都要我把钱先打到他账上。而当我询问这些人有关孙卓的体貌特征、或有关人贩子的穿着等等问题时,他们很快就露出了马脚。最多的一天,我曾接到40多个骗子的电话,但我真的不恨这些骗子,反而很欣慰,因为这证明我寻子悬赏的广告效果很好。
记者:这话怎么说?
孙海洋:我小时候家里太过贫困,口袋里几乎没有一分钱,也不敢和外人打招呼。一次过年的时候,亲戚给了我几毛钱压岁钱,我拿着钱走到一家百货店门口,很想去买吃的东西,但我却因为从没有买过东西,和店老板开口的勇气都没有,就离开了。
孙卓出生后,我就希望儿子不要像我那样从小怕生。有次我带着孙卓到菜市场里买鱼,我就对着孙卓说,今天我们要吃鱼,爸爸给你钱,你去跟那个叔叔买。结果3岁大的孙卓很轻松地买回了鱼,我当时还十分开心,能把孙卓教育得从小就不怕生人,现在我有些后悔。
另外,就是超市监控视频时间显示,我出门寻找孙卓时,人贩子并没有离开白石洲,我却在最宝贵的时间里,去派出所报警,等我回来时,他们已经走了。
“不是我儿子也要去解救”
记者:7年来你是怎样寻子的?
孙海洋:我每天都在打印寻人启事,在深圳的街道上四处张贴。有一次,当我在宝安区贴完告示往回走时,就看到一个好心人帮我把掉落的告示重新贴了回去,他说他自己的孩子也被拐走了,而且他还认识五六个跟他一样遭遇的人,我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这样命苦,原来还有这么多家长都丢失了孩子,于是我根据线索寻找这些同命人。我想,只要抓住一个人贩子,兴许就有线索能找到孙卓,所以人越聚越多,一下子整理了4000多个。但7年来,尽管我常常出门解救被拐的孩子,但这4000多个被拐的孩子中,找回来的还不到10个。
记者:如何解救?
孙海洋:首先你要发现可靠的线索,这主要还是靠线人举报,绝大多数是外来务工者回老家后,发现老家的邻居突然有了一个陌生的孩子,这些好心人通常就会发这家父母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给我,我再确认这个孩子是不是拐来的。随后我会去到当地找到警察,让警察带着我一起去这户人家,把孩子解救出来,然后带着孩子去做DNA,因为现在所有被拐孩子的父母的DNA都已经入库。
这些被拐的孩子绝大多数被卖到了福建、广东、山东、河南等地,只有靠当地人举报。在河南一贫困村落,我从一个中年妇女手里找回了一个男孩,她以种地为生,老公患有精神疾病,没有劳动能力,家中的土坯房像是能被风吹倒一样,她似乎连自己也养不活。几年前,这个妇女的独子遭遇车祸去世,亲戚们看到这家人太可怜了,就集资了3万元给这户家庭,“帮助”他们买了一个男孩。
记者:经常一群家长一起出门找孩子吗?
孙海洋:不,就我一个人,钱也是我自费的,像河南这个被解救的孩子,八九岁,我明知道不是自己的儿子,但还是去了。有很多人愿意给我钱,让我做一个职业打拐者,我不愿迈出这一步,这样就回不了头了。我只想快些找回孙卓,带着他回老家去,过安静的日子。
记者:那你现在以什么谋生?
孙海洋:没有记者和同命人来的时候,我就开开出租车赚钱,有些时候承包一些出租屋的装修,长期的稳定的工作我是做不了的,因为我要花时间去找孩子,我相信有找回孩子的一天。
“我很少和这个孩子说话”
记者:7年寻子,家里人还支持你吗?
孙海洋:原先是很支持的,现在他们有点不理解我,特别是两年前我和妻子生下第二个儿子之后,家人们都希望我好好地过日子,但我的寻子心却一刻没有松下来。妻子也劝我说,孙卓走的时候已经4岁了,他应该有记忆了,他会回来找我们的,只是现在他还太小,没有能力回家。而我的父母有时候也会说,明知道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你干吗还要去找呢?
7年来,我很少回家,主要是一次过年的时候,亲戚也开始劝我别找了,我只好说,大过年的,你们干吗要说这么伤心的话。我就这样不想回去了。
记者:为何又选择再生一个呢?
孙海洋:刚开始,我也希望找回孙卓,然后就不用再生育一个孩子了。每次当我无功而返的时候,我打电话把消息告诉父母,他们就会在电话里号啕大哭,我爸妈的头发都已经白了,身体越来越差,而我唯一所能做的事,就是再生育一个孩子。电影里的韩总最终妥协了,但我根本没有妥协,我只是不想让父母太难受。而当我去办准生证的时候,遭遇和电影里的韩总是一样的,我必须要开孙卓的死亡证明,才能拿到准生证。这个情节让陈可辛听到后非常愤怒,他说一定要把这件事拍出来,因为这是对所有被拐孩子父母的最大伤害。
记者:你现在跟小儿子的关系还融洽吧?
孙海洋:(哽咽,双手掩面,眼角含泪,良久才说)我很少很少跟这个孩子说话,我的心里还满是孙卓的影子。每当过年过节,我看着小儿子吃上了一顿美味的年夜饭,我就在心里想,孙卓现在也在吃年夜饭吗?日子过得好吗?
孙卓现在已经11岁了,但我满脑子还是他4岁时候的样子,在别人的阳台上,我看到4岁男孩子的衣服,就会想到孙卓,但我却对11岁的男孩子没有任何感触,我真的很疲惫,有时候我甚至想,如果能有一场疾病,把我一下子击垮,也是好的。
“我们中没一个有钱人”
记者:大部分被拐儿童的家长还是抱着希望是吧?
孙海洋:电影里有一个情节,非常真实的描绘了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一车家长,看到卡车上两个蠕动的麻袋,以为是自己的孩子,就疯狂地截下卡车解救孩子,但其实,很多家长的孩子都已经离开好多年了,不可能再装在麻袋里。
记者:现在还有很多家长找你?
孙海洋:是的,有的家长甚至坐一天一夜的火车过来,一个江西的家长,说自己的孩子丢了,求求我帮他找,还说电话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一定要上门来见我,他们上门就给我跪下了。可说实话,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记者:家长们会像电影里那样抱团取暖吗?
孙海洋:不会。我们的聚会是不定期的,但每到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来组织,就会聚在一起。比如每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每一年的5月25日是国际失踪儿童日。这些被拐儿童的家长,没有一个有钱人,大家绝大多数是打工的,孩子也有很多是在城中村被偷走的,陈可辛是香港导演,他不了解内地的情况。大家像兄弟一样,谈论最多的,不是鼓励的话,而是如何让更高层的人知道我们这些人所处的困境。
我们中很多人,因为经济、家庭等原因,最终无法坚持寻找孩子,但我们的痛苦却很相似。每年孙卓的生日,我们家人都知道,但谁也不说话,气氛像凝固了一样;每年10月9日,孙卓被拐的日子,我们家的气氛同样如此。我们很多同命人都显得自闭以至于暴躁,仿佛除了孩子,其他都与自己无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