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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亿多张公交卡押金余额成谜 一年利息可达上亿元
浙江在线衢州频道 时间: 2014-09-26 09:53:00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华生[微博]

  相信市场更行的人,就认为最好是没有政府。这已经没有多少学术和道理,完全是信念问题了。现在有很多人一发言你就会知道他到任何地方都是同样的观点,因为那就是他的信仰。这种讨论已没有多大意义。

  市场主义者认为没有政府最好。

  因为我是读书人,即使当年在农村作为黑五类子女什么前途也没有的时代,也能从书本当中寻找力量、信念和快乐,寻找知识和希望。所以,从小最好的朋友就是书本。那时候除了读马列着作,能找到的别的书有限,但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那些书很能影响我的思维。

  从懂事的八九岁开始,就能感受社会的歧视,在那样一个信息有限的环境里,不甘沉沦,唯一的朋友就是书本了。我的学术偏好,可能跟我青少年时期的这段经历有关。读书是我莫大的享受,因为这永远是吸收别人的智慧,用先知先哲的智慧滋养自己,过去觉得这是理所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知道,一个人能愉快地读书,也是一种幸运。因为没有好的身体和头脑,就读不了书。

  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总会身体有些毛病了,所以我常由衷地跟年轻人说,能够读书,是上天给人类的恩惠,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而做学术、写作、攻关,是有很多痛苦的。所以,要把学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非常愉快的过程,如果连这个享受都没有,那就不用做学术了。另一部分是痛苦的过程。当难题没有破解的时候,真的是茶饭不思。

  我有很多的想法都是清晨醒来躺在床上的时候有了突破,所以我怀疑可能人睡着的时候大脑还一直在工作。初步想法有了,要组织成一个自己满意、读者能看得很清晰的文字,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所以我的文章一般都要改六七遍。有时一个课题开始了,遇到困难,遇到事情,先停下来,有想法有时间随时再接着做。我的文章经常是在机场候机或到医院看病排队中断断续续写成的。

  读书已是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写作,其过程客观地说比较痛苦,但我为什么还在写,因为觉得写出来的东西对别人还有帮助,如果是为了别的,那还不如不写。之所以研究、写作,是因为感觉还算在前沿,我所研究的问题,也许一时不是主流,也许社会也并不关注,但我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直觉抓问题,确实研究过的课题,过若干年总是会成为主流,总是会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这当然给我以信心。因为这证明我还可以做研究。

  一个人研究的问题,能够被实践被社会后来证明是在前沿,这就是所获得的一个回报。如果研究的问题不重要,得到的结论没价值,那到了我现在这样的年龄和状况,确实可以不研究了,只阅读就可以了。

  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的体制问题,我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有比较深入的体验和真切的感受。自己当年就是农民工,是上河工挑泥的农民工,就在社会底层,而且还不是能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和农民一样,整天赤脚劳动,睡在田埂上,这个经历使我对底层被歧视、很辛苦的生活有深刻了解。

  后来我还有经商的经历,对商人和企业家、工人,对企业管理,我也有亲身的了解,我知道他们怎么想问题。另外,我还知道政府部门如何运作,决策如何出台,因为我参加过改革,参加过高层的决策会议,上世纪80年代有机会接触高层领导,获得受培养受锻炼的机会,现在当然也经常有机会参加机关的各种会议,因此知道政府如何处理问题,什么样的东西政府可以操作,什么样的东西你跟政府说了也没用。

  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头上还梳着辫子,如果没有后发优势,怎会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发展?所以,有无后发优势,这已是不争的问题。但后发也肯定有劣势。什么叫后发?后发就是落后,落后能没劣势吗?干什么事情只要落后了都会处于劣势。究竟该怎么理解后发劣势?这其中有很多不同角度。

  有人简单地说后发劣势的存在是因为只学技术不学制度,但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孙中山二次革命再到共产革命,不都是先对西方制度后对共产制度的模仿吗?哪个只是技术的模仿?然而“只学技术不学制度”的说法流行多年了,很少有人细究。

  回到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问题,这的确是涉及到思想和意见的立场的一种争论,我们现在的争论,与上世纪80年代的争论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争论,是要证明怎样的办法和方式能解决当时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今天的争论,就像这场政府与市场作用的争论,基本上是意识形态争论,是信念的争论。相信政府作用更行的一方,讲的是他们那一套理论。相信市场更行的人,就认为最好是没有政府。这已经没有多少学术和道理,完全是信念问题了。现在有很多人一发言你就会知道他到任何地方都是同样的观点,因为那就是他的信仰。这种讨论已没有多大意义。

  我曾一再强调,无论市场主义者多么相信市场的力量,他们怎么没去一个没有政府的岛上去生活呢?为什么在美国那样被称为自由世界的地方,政府还很强大?这说明政府与市场,它们都有局限性,都有问题,但都谁也离不开谁。因为这与人的本性有关。

  如果人都讲道理和守规矩,那确实不需要政府,有市场就够了,相互交易、公平买卖。但问题是,人并不都讲道理和守规矩,总有些人想投机取巧、损人利己,这时候,光有市场没有政府就不行。

  有人说,市场最后会惩罚那些人,但是实现社会中的人不愿等也负不起那个代价。所以,必须要有政府的监管来界定产权维持秩序。如市场本应是公平交易,但如果发生了抢劫而不被制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抢劫者的行列。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因为它用强制的力量,但它对应的是人性恶的一面。

  很明显,任何观点都有局限性与时限性,所以,当然是方法更重要。世界在不断发展,斯密的那个时代大工业机器尚未出现,斯密实在够得上是一位天才,但世界日新月异,因此,最重要的,已不是他的观点,而是他的方法。当然方法本身也要发展。

  所以,谈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若仅停留在表面上,则意义不是很大。谁也既离不开政府也离不开市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开篇就说,现代经济是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政府与市场在某种意义上平分秋色。

  虽然,斯密时代的政府是小政府,但问题是,斯密手工生产时代的政府干的事情还很少。现代社会这一两百年来变化太大了。美国倒是讲小政府,但他们的政府越搞越大,钱还老不够用,政府赤字惊人。所以,不能光讲书本光讲一厢情愿的理念。

  很难说哪个作用更大一些,其作用都非常重要。当然,确立市场经济这个方向,这是基础性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则政府再能干也没戏。有了这个之后,有为的政府必不可少。二战之后,搞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多了去了,而成功的国家是少数。也就是说,不搞市场经济肯定不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更重要。但搞了市场经济不一定就行。怎样才行?搞市场经济还需要有为政府才行。(本文根据华生接受华夏时报专访整理)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提出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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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微博 作者: 编辑: 姜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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