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将至，贵州省老年学学会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截至2013年底，该省共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500余万，其中空巢老人约有150万人，占全省老年人总数的30%以上，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农村。与病痛等肉体上的伤害相比，缺乏精神慰藉、孤单寂寞、无人倾诉对“空巢”老人来说则是更大的伤痛。而作为这些农村空巢老人的子女，他们在外出就业后，有时却忽略了父母的感受。

　　整月不来电话的焦急

　　喜欢“抢”接电话的张芝灵老人便是这些“空巢”老人的一员，只要听见电话响，她便起身去“抢”电话。

　　用老伴的话来说，张芝灵对电话已经“过敏”了：电话铃声一响，她必然抢着去接；偶尔被老伴儿接到了，她就会在旁边急切地问“谁打来的”。张家的三个孩子都在福建泉州打工，膝下已有6个儿孙辈，也全都跟在父母身边。每当听到3岁的孙子在电话里奶声奶气地叫“奶奶”，她心里就冒出一种特别的滋味。一边心疼孩子的电话费，却又舍不得放下听筒。“只要他们个个都好，我比什么都高兴。”老人有些惋惜地说，只是孩子们太忙了，“有时一个月也不来一个电话。”

　　其实和张芝灵一样，采访中，很多“空巢”老人都有同感，盼望能常接到儿孙们的电话，“他们没主动打电话来，我也不敢轻易打过去，怕他们工作忙，分了心。”

　　家住贵阳市南明区的黄阿姨告诉记者，虽然儿子、女儿都在本市，可是因为各自都成家了，工作挺忙，他们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平时我和他们联系主要都是靠打电话。”黄阿姨说：“居家过日子有多少大事，都是家长里短。女儿还好些，能陪我多聊一会儿，有时一说多了，儿子就会不耐烦，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其实，对于老人的期盼，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空巢老人更盼子女回家的“敲门声”。对于“子女每次回来都停留多久”的问题，接受采访的老人有一半选择了“一顿饭”的工夫，对于父母来说，这样的聚会竟变得格外“珍贵”。

　　不知说啥的沟通无奈

　　“不是我不想打电话，而是我真的不知道该跟他们聊什么。”在广州打工的80后农民工小涛告诉记者，因为路途遥远，他一年才回家一次。平时他也很少主动打电话，多是父母每两星期给他打一次电话。电话里父母往往采取“问答”形式来了解孩子的生活，而小涛也多数问父母“身体怎样”、“家里好不好”等，三言两语没话说了就挂断了。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接受问卷调查的农民工，超过7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

　　但采访中，有相当一部分80后、90后农民工对记者表示，在外出打工多年后，不知对父母该说什么，甚至觉得两代人之间有了代沟。年青一代的农民工群体跟父母、朋友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转向虚拟世界寻找安慰的越来越多。

　　“其实不是不想说，父母的世界很难和自己同步，难道能和父母交流今年家里的水稻熟了没？”在广东惠州打工多年，来自遵义的农民工小张说，在外打工期间，与他交流最多的，是客户，而不是家人。

　　来自贵州毕节的方先生供职于广州一家大型外企，工作、生活压力很大。“我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现在这种状况，父母问起我怎么说呢？打电话也只能少说几句。”

　　莫让老人空巢又空心

　　“虽然说儿子在外地，可儿子没说不养我，让我去养老院，我这老脸往哪搁？”家住贵阳市遵义路的马阿姨说起养老院，言语中带着排斥。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在贵阳市中心城区的南明区和云岩区，仍有不少空巢老人月收入在900元以下，这让他们对养老院的群体生活望而却步。一方面是在外打工的孩子觉得和父母难以沟通，另一方面老人又没有合适的和同龄人交流的渠道，导致很多空巢老人郁郁寡欢，亲情缺失。

　　遵义路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解决空巢老人的“亲情之渴”，需要社区居委会、街道办及社会力量的介入；社会工作机构能够为解决老年人的“精神空巢”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而企业则能够为助老设施的建设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莉建议，老年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一两样娱乐或健身活动长期坚持，充实自己的生活；平时多走出家门与同龄人相互交流，或参加团体活动，保持阳光心态，这些都可以缓解老年人孤独寂寞的心态。

　　专家建议，在外工作的子女可以定期给家里写封信，和父母保持沟通，别让老人空了巢又空了心。“要想从根本上缓解‘精神空巢’，不能单靠政府和社会，在外打工的儿女虽然不能常常回家，但是同样可以表达爱意。社会的进步，也要让老人感受得到。子女可以教会老人使用现代化的沟通交流方式，用省钱便利的方式了解子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