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晚上7点，吕家庄村的留守妇女伴随着当下最流行的《小苹果》歌曲，跳起了广场舞，围观的人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小孩。随着村里出国打工人员的增多，村子空巢化、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

　　吕家庄村出国打工的“领路人”李振英(右一)在村口和村民乘凉。

　　吕家庄村，河北中部的一个小村落，上世纪80年代起，村民开始陆续出国打工。近30年来，村里大部分成年男性都有打洋工的经历，足迹遍布五大洲，享有“河北出国劳务输出第一村”之誉。打洋工虽然挣回了大把的票子，但其中的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村里的房子越来越气派，但空巢家庭也越来越多。经过村里两代人的摸索和积淀，他们由开始的在建筑工地卖苦力向做技术、搞商业转变，也有的选择回乡创业……

　　中秋之夜

　　9月8日，农历中秋节。

　　晚上7点，位于河北省定州市15公里外的吕家庄村，夜幕已经降临，一轮圆月正在升起，此时的村庄寂静而安详。在村子中央一个十字路口，10多位中年妇女和往常一样准时聚集在一起，伴随着当下最流行的《小苹果》跳起广场舞，前排中间几位还穿着统一的训练服，在旁边围观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小孩。

　　与此同时，在100多米外的村民李占民家楼门下，一桌从午饭后就开始的“搓麻”活动还在继续。49岁的李占民坐在老婆身后观战。他很珍惜这一个多月回家探亲的日子，10多个小时后，他将再次出国前往新加坡打工。他只是静静地坐着，并不说话，独自享受着离别前的最后时光。

　　晚上8点，村子东南角一间和周围房子比起来并不气派的屋子里。37岁的王志辉给7个月大的女儿喂完奶粉后，开始收拾自己那硕大的旅行箱，两天后，他将启程前往欧洲西班牙与在那里的妻子会合，继续他俩在西班牙的超市打工生活，这次回来，就是把女儿送回老家让父母照看。孩子在西班牙出生，自己也已待够5年，他并没有给孩子办理绿卡，“咱就是一打工的，不是有钱人，要那没用”——虽然他们小两口在西班牙一年可以净挣二三十万元人民币。此次回家，最让他发愁的是如何给孩子上村里的户口，因为所有的证件上都是洋文，办理起来比较麻烦，跑了几次都不成功。

　　隔着一条街，20多岁的王磊在和朋友一起放飞孔明灯。刚回到家不到两天的他觉得不适应，决定第二天就去北京见女朋友，之后也要到新加坡。和在新加坡做建筑工的李占民不同，王磊并不用这样出力，他和亲戚在新加坡“倒腾”房子，筹钱买几套房子，坐等涨价再卖掉。毕竟见过世面，他衣着光鲜，头发整齐地梳向后方。

　　村子深处，偶尔会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提醒人们当晚是中秋团圆之夜。由于大部分家庭的“顶梁柱”都在外打工，很少有家庭能凑齐所有成员吃顿团圆饭，晚上不到10点，整个村子开始进入梦乡。

　　气派的楼房、空荡荡的街道。

　　李兵军家，他的大儿子在新加坡因事故去世，留下两个孩子由老两口照看。

　　前世今生

　　吕家庄村位于河北中部，在这个3100多人的村子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出国打工的经历，目前仍有100多人分布在世界10多个国家，吕家庄村也被称为“出国打工第一村”。为何吕家庄村独树一帜，这还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次偶然机会。1987年，村民李振英在北京某建筑国企当包工头，该企业要到毛里求斯和苏丹参与援建工程，让李振英帮忙招点工人。当时没人敢去，李振英承诺去的人每家发30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数目。两年后，十几位村民“衣锦还乡”，带回了国内罕见的彩电、摩托车，还有近2万元的现金，这才开启了吕家庄村村民的出国打工之路，李振英也被大家称为出国打工的“领路人”。

　　谈起自己的成就，李振英没觉得有多自豪，他说自己没上过学，就是一文盲，也没出过国，送他们出去纯粹是巧合，出国打工是挣了点钱，但那也是辛苦钱，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钱又不是万能的。今年74岁的他，每天固定的生活是到村口闲坐，要么和其他老人聊天，要么静静地注视眼前经过的每一个人。

　　村里人出国，一般都是亲戚间结伴而行，互相好有个照应。在李占民家，他和他的弟弟，以及一对双胞胎儿子，还有他的女婿都曾出过国。此次之行，已经是49岁的李占民第五次出国。他是去新加坡做建筑工，“辛苦得很，一天工作近10个小时，不过这也不算啥，最难熬的是空闲时间，不能打麻将，喝酒抽烟太贵，唯一的好处是吃饭和打电话便宜。”据李占民介绍，除去日常开销，第一年去的工人节省点一年能净赚个七八万元人民币，之后再去，挣个十二三万元不成问题。每年可以回来一次，机票由公司报销。他希望趁着身体好，再干几年就回家。

　　归途何处

　　村里的青壮年出门在外，留下的大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所以当地村民对外来者充满警惕。据村民讲，吕家庄村出名后，各路人马“排队”进村，取经、开发、推销甚至诈骗，让原本封闭的村子一时难以适应，也有村民上当受骗。现在，在吕家庄村的带领下，定州市出现大大小小的出国中介，办理正规手续，上岗前还要在国内培训一个月，让他们的权益更有保障，也让家里人放心。

　　从1992年就当上村支书的郭兴杰对出国打工有着不一样的体会。出国打工热刚兴起的时候，许多人选择了打黑工，最后被遣返的也不少，“我当时去的以色列，在那待了9天，蹲了12天的监狱，总共赔了8万元，第二次去的约旦，但我干了两个月就回来了，不太习惯，再就是因为那会我还是村支书。”回来后，他和爱人在村里办了个养猪场，现在有100多头猪，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儿子现在乡政府上班，不用出国打工那么辛苦。

　　在村口开手机店的郭辉同样是一名“海归”。今年44岁的他曾出国打工6年没有回家，回到家，出国时才1岁的女儿已经7岁，打量半天就是不肯叫爸爸，这让他心里很难受。本来他还想继续出去，因为户口和护照上的出生日期差了几天，手续办不齐全，他索性在家开了个商店，卖手机、代理国内外机票、定做橱柜衣柜，保障日常生活开销不成问题。

　　上一代的出国打工者正逐渐老去，如今的打工者还在奔波，下一代的年轻人并不愿走父辈的老路，他们开始转型，或转战国内。不管怎样，出国打工的经历将是他们身上磨不掉的时代印记。

　　9月9日上午11点整，李占民乘坐的大巴准时出发，驶向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妻子和双胞胎儿子前来送行，没有太多的话语，只是静静地相处，最后目送大巴消失在茫茫车流中。

　　当日下午，王志辉从市里赶了回来，孩子上户口的手续依旧没有办成，他改签了机票，想处理完这事再走。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从母亲手里接过孩子，逗个不停，因为他知道，这次一走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也许一年，也许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