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就是我。冈村宁次从我身边走过，低着头。”
潘庭槐伸出枯树般的手，戳着照片上那个一身戎装的身影，眼睛里闪着光。
这时，老人的思绪已经飘回到69年前的那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上，冈村宁次等日本投降方代表正黯然离场。
1945年9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内，身着笔挺宪兵服，脚蹬锃亮军靴的潘庭槐，时任宪兵十五团三营八连少尉排长，参与了投降签字仪式的现场安保工作。
多年来，潘庭槐从未向任何人包括家人提及过他所经历的这一历史时刻，直到最近，当地的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找到了他。
今天正值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记者来到温州龙湾区，找到了这位已经92岁高龄的老人，听他打开这段尘封了69年的记忆。
卢沟桥的枪炮声让他投笔从戎
如果不是那场战争，家境优裕，天资聪颖的潘庭槐，本来很可能考上大学，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然而，卢沟桥的枪炮声，打碎了他的书斋梦想。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我再没心思读书了，一心想着参军打仗。”潘庭槐说，那时的他还是一个瘦小少年，在温州瓯海中学读初中。
听说中央军校十七期来温州招考，潘庭槐一去就考上了。“可当时出了一件事，我母亲去世了，我想先回家看看。等再回到学校时，军校招考人员已经离开了。”
不过，军校一走，又来了宪兵队来招生。“宪兵第五团第八连连长要我去他那里，我就考到了宪兵队。”
潘庭槐在训练中，因为年少机灵，被团长张慕陶看中，想把他要去。但是营长黄锡硅也很喜欢他，不肯放。当了一段时间营长的勤务兵后，他被升为少尉排长。
宪兵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督战和肃贪，抗战八年中，部队辗转多地，奔赴各个战略要地。潘庭槐按照军纪惩治过一些匪兵，但与有些军官不同的是，他没有乱杀人，而是灵活处理一些散兵，也热心地帮助过伤残兵、困难兵300人左右。
虽然宪兵部队参战不多，潘庭槐还是和日军有一些交手。1944年，在安徽徽州时，部队在经过日本的封锁线时被发现了。“可能因为我们是宪兵，他们也有点害怕，在我们穿过封锁线时，愣是没敢开一枪。”
以敢死队队长的身份奔赴南京
1945年8月25日，潘庭槐的部队被调到江西南城。
4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抵南城，在一个破旧的小学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当时潘庭槐负责在会场门口站岗。
这是一次布置到南京参加受降工作的会议。会后，上面通知团长张慕陶选出30多名敢死队员，到南京负责现场安保。
“团长说不要选了，就让潘庭槐去好了，因为我带的这个排很出色。我们排有36人，6人身体不大好，刷了下来，最后选了30个人，我成了敢死队队长。”潘庭槐说。
为什么是敢死队？
“因为8月15日日本人投降时，南京一带还有几万名日本人驻守着，手里都有武器。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日本人一下子宣布投降，谁也不能确定是真是假。所以，去南京是有风险的，我们是一支敢死队。”
9月3日那天，全副武装的敢死队，扛着团里最好的德国式20连发驳壳枪，每人带着200发子弹，出发了。他们先坐卡车到南城机场，然后坐飞机到南京，一路仅花了两个多小时。
飞机降落时，敢死队员们的子弹都是上了膛的。“如果日本人不听话，我们是要和他们干的，大家心里都很紧张。”
进了南京城，潘庭槐见到日本兵都围在一起，枪支整齐地叠放在一边，一直吊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看来日本是真投降了。
潘庭槐回忆，战后的南京，看上去非常平静，也略显冷清。店铺大多开业了，但街上人不多，不过见到久违的中国战士，市民的脸上都会露出高兴的表情。
下意识走了几步让他进入一张历史照片
从9月3日到9月8日，潘庭槐等30人一直住在总统府。
受降仪式最初的地点就是选在总统府，但最终确定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也就是抗战前的中央军校大礼堂。
当天早上5点，潘庭槐就来到了大礼堂作准备。
“我们要听赵营长的指挥。朝南的就看向南，朝北的就看向北，一动都不能动。而我因为是排长，可以转一转，走一走。”
潘庭槐说的赵营长是当时南京受降典礼安保工作的总负责人赵振英，当时是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一营少校营长。如今，这位老人仍健在，还开了微博。
受降仪式定在上午9时。潘庭槐记得，受降仪式时间很短，也就十几分钟。当时，中方代表坐在北面宽大的受降席上，日方则坐在南面窄小的投降席上，东西两边则坐着中外来宾和各国记者。
冈村宁次和投降方代表离场时，从潘庭槐身边走过。“当他走到我身边时，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头低了下来，都不敢正眼看我们。”潘庭槐回忆。
而这一幕，恰好被一名在场的记者拍下。照片中，冈村宁次等日本投降方提着帽子，低着头走过，身着宪兵服的潘庭槐则在一旁笔直地站着。
要说这张照片能把潘庭槐拍进去，多少有点偶然，在其他受降仪式的照片中，那个位置并没有看到卫兵的身影。
赵庭槐说，在签字仪式开始时，他并没有站在出入口的位置，而是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当冈村宁次一行七人签字出来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往出入口方向走了几步”。
日军代表退出会场后，何应钦即席发表广播演说。言毕，全场掌声雷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