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社部牵头、财政部等部委参与的对央企主要负责人的薪酬调整方案初稿已经草拟完毕并开始征求意见。而这份计划草案一个主要建议是，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不能超过年薪60万元。根据这样的规定，平均薪酬较高的金融企业高管削减数额最大。

　　我有话说

　　央企高管薪酬一直备受社会争议。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其中有一条就是有关央企高管薪酬改革，会上通过的两个和此有关的文件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社会热议。如今看来中央是要动真格的。

　　从媒体曝光的2013年央企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排行榜来看，平均年薪80多万元。上市公司拿年薪的83位董事长中，年薪过百万元的有19位。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董事长年薪均超百万元。降薪70%，这一刀，不是拦腰一砍，是已经抹到了脖子。

　　新闻一出，网上立刻有人讲了，降薪后，央企高管拿着不到60万元的年薪，签着60亿元的协议，会不会有失落感，会不会集体出走，会不会心不在焉，会不会加剧企业寻租？明摆着是好事，网民们忍不住又吐槽，是不是网民们凡事总要反着看？

　　央企高管这60万元薪酬，横向国际比较，纵向自身比较，看起来不算高了。可但凡有脑子的网民们往深里想，高管的薪酬与高管可支配的钱款是两码事，某些国企领导的职务消费同样惊人。某些国企高管表面上降薪了，谁能确保其不会琢磨“堤内损失堤外补”？而在近日审议的《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

　　客观而言，央企因行业垄断因素而形成的业绩模糊了考核评价，具体收益究竟多大程度是源自于行政垄断所赐，又有多少因素是源于高管自身勤勉和员工工作态度，尚难有定论，更遑论薪酬调降标准的定夺了。

　　央企降薪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熨平垄断央企与普通企业员工之间的薪酬落差，关键还在全面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机制，通过供求双方的博弈自发形成各行业的合理利润率，继而规范各级员工的收入待遇。

　　只有卸下央企手中的“特权”并将其置于市场竞争机制之中，才可能真正形成央企薪酬水平的客观检验标准。

　　副镇长高调辞职后

　　赵光华，一个28岁的副镇长，在去年7月向四川泸州市古蔺县委组织部递交了辞职申请书。他辞职时发表了一篇感言信，吐槽工作压力大、收入低，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钱，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

　　如今做律师后，收入是以前的5-6倍。月均近2万元的收入，生活上不再如以前那么拮据，“已经不用父母接济了。”

　　我有话说

　　“收入很低，我的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钱，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按照他的说法，待遇的低薄是最初辞职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近几年，辞官的去向多半是转身商界，而薪酬待遇高是绕不开的话题。

　　低薪和愈益繁重的工作任务日益引发不少基层公务员的心理失衡。

　　而连年的“国考人数创历史新高”，又从一个侧面描绘出公务员群体平稳的收入水平和开阔的发展空间。如今，随着中央反腐和反“四风”节奏的加快，媒体不断又曝出一些年轻干部“苦闷”、“徘徊”、“重新抉择”的报道。

　　“离职潮”或有夸张之嫌。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干部队伍的整肃，本来附着在这个职业身上的不合理预期，比如灰色收入、公权自肥等已经渐渐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有的年轻官员的心态应该回归常态，让每个准备入仕做官的年轻人，都在心里好好掂量掂量职业的分量，追求哪个高，哪个低。

　　希望有一天官员辞职不再冠以高调一词，辞官也就只是换了个工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