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截至目前，于艳茹所在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及其本人都没有做出公开回应。然而在追问进展之余，我们似乎应该关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国际新闻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昨晚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一句话说起：

　　陈力丹：没有被揭发可能比揭发的还有被揭发的更多，未来的难题。

　　“还有更多的没有被揭发”，陈力丹教授作为我国新闻传播类知名核心学术期刊负责人说的这句话，说明“论文抄袭”在我国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而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那么一篇“除了摘要和结语，几乎全文照抄国外论文、多个段落一字未改”的论文，为什么对登上学术期刊呢？我国对于论文抄袭是否设有“防线”？这道“防线”又为何失灵了呢？

　　一位和于艳茹同样毕业于北大历史学系的博士生告诉中国之声，“大约从2012年起，博士研究生毕业条件取消了在历史学核心期刊上发表2篇论文的硬性规定，改为只要发表在公开出版物上即可”。而“历史学的论文引用主要分为两类，一为史料，二为观点。相对而言，于艳茹论文涉及的世界史中，引用外文更多些”。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陈鹏表示，目前我国期刊查验是否抄袭的“查重”软件，识别度有限：

　　陈鹏：现在基本上我国的主流的核心期刊权威期刊都是配备了这样的查重系统的，他们都有自己查重的数据库，问题是如果查那些原文抄袭的比较容易，如果查异意改动的就存在困难了。翻译过来的文章现在查重仍然是有很大的门槛，观点一致、表述方式不一致的就很难查出来。

　　使用不同的系统、只对比文字而非观点、中外语言表达差异，这些使得不少涉及抄袭的论文可以“钻空子”。也因此像《国际新闻界》这样的核心期刊并不使用“查重软件”，而是靠“专家的经验”来查。

　　人大新闻学院副教授刘海龙：我们没有专门的用查重的软件，主要还是靠寻稿人的各个领域的学者，依他个人的经验。查重说实话在国际上也没有哪个期刊这样来做，都是那个叫做Peer Review同行评监，这个是国际期刊大家的通用做法，因为你在杂志上一旦发表出来，其实不光是这个领域内，所有人都能看到，一般我们会认为，你应该要珍惜自己的这个能力。

　　由“人”来查，似乎比由“软件”来查要灵活很多。但人的经验毕竟有限，不可能对所有的国内外专著都烂熟于心。用陈力丹教授的话说“你要是炒了中文的，我们可以用软件查对，但你要是抄了外文的，我们没法查”。于是，便有了这次“于艳茹抄袭国外文献”属于“偶然被发现”的事实。

　　既然如此，似乎还是得回到另一种解决方式：软件的完善。国外著名专著或文献有没有可能列入到国内的“查重软件”或“论文数据库”呢？这种可能，有。但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陈鹏认为，成本太高、且效果也不一定就很好：

　　陈鹏：没有建立起国内外通行的系统的原因是成本太高了，国外的文献太多了，想把它们全部翻译成中文给它进行标准化的处理是很困难的。另外即便是翻译成了中文，观点一致表述方式不一致，仍然是存在很大问题。

　　考虑到成本和效果，这条路似乎也走不通了。论文抄袭，属于个人的主观行为，一经查实，个人将受到处罚。根据《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已结束学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但是，如果这已经是学术界的一个较普遍现象，那么通过如何防范和杜绝这种现象，则是需要“机制”才能解决的。究竟该建立一道什么样的“防线”呢？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陈鹏建议，参考国外，建立“导师终身负责制”：

　　陈鹏：要突出人的责任的话，这个是有可能实现的，在国外的，如果是他的导师的话，那我要负责连带责任，终身要负责的，比如说我认可了，我推荐了，我要终身负责。目前现状是导师对这个博士生的博士学位论文要负责任的，但是对于他中间发的各种学术的小论文，他不一定要负责任的，还是应该有一套机制来保证导师对于学生的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