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质上是孤独的，越是伟大的人，内心的孤独越不能为人所理解。可是，人偏偏又是群居的动物，人的自我实现又是通过人群的对比而实现的，于是，矛盾就产生了。

　　林毅夫或许是目前中国经济学家中最孤独的一个，这样界定林毅夫并不是因为他曾经的成就。这个出生在台湾的老男人，年轻的时候横渡台湾海峡奔向大陆，大学在北京大学，留学在美国的芝加哥，学成回国后创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长期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并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独树一帜。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林毅夫曾经出任世界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并担任高级副行长，在业内也曾经被视为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但是，林毅夫现在在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圈子中却多少有些另类，他的学术观点频遭白眼，他关于中国经济可以高速发展三十年的乐观甚至在一般的社会公众那里都难以引起共鸣。

　　这样的林毅夫不孤独吗？

　　当然，和林毅夫眼下的孤独相比，当年杨小凯的孤独就更显悲壮。杨小凯也算是文革之后留学海外的第一批经济学人，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和理论，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无论当时或现在，杨的学术理念都是超越了同期的同仁的。这相当部分原因和他在澳大利亚工作有关系，他可以超然地研究，对比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而有一种旁观者清且相对自由的表达，是最早具备大师素质的学者，可惜的是，杨小凯英年早逝，留下不小的遗憾。杨小凯和林毅夫二十多年前有过一次著名的争论，那就是后发国家究竟有优势还是有劣势。林毅夫认为，像中国这样制度的国家在发展上其实可以发挥诸如劳动力价格低类似的后发优势；而杨小凯则认为，社会制度的痼疾会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走向反面。林毅夫的厉害在于的确解释了部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因素，而杨小凯更像一个哲人一样预测到了我们现在的窘境。在水皮看来，两个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的观点，林毅夫显然强调的是上半句，杨小凯显然强调的是下半句，把林毅夫和杨小凯结合起来谈，只要不抱偏见、成见还是挺有意义的，至少具备学术上的意义，这是典型的君子和而不同。复旦大学举办杨小凯纪念会，林毅夫应邀去作学术演讲也是极为正常的事，本身也说明这是一种惺惺相惜，其间，林毅夫和张维迎对各自的评价和讨论吸引了媒体的关注，为当年的争论在今天又找到了新的生命，更让大家关注的是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市场和政府的争论，这其实是当年林杨之争的延续。林更多强调的是政府的作为，而张大家则熟知，更多强调的是市场竞争；林的研究结合了其在世界银行的实践更实际点，张的回应更多遵从经典西方经济学逻辑性。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理想主义，难说谁对谁错，谁好谁坏，现场的反应则不同，林毅夫再一次感受到了孤独。

　　学者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这跟盲人摸象的道理一样，只有大家一起拼图才能还原真相。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谁能解释清楚，谁获10个诺贝尔奖都不为过。林毅夫和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最大的分歧在于他遵从于前人的研究逻辑，而其他人可能更多地遵从前人的观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反思的假想基础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如何过渡，改革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和参照系；所以，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是没有答案的，这也是为什么90%的中国经济学家就会说“NO”，也只能说“NO”，最终只会说“NO”，并且以“NO”标榜独立的原因所在。

　　说“NO”容易，说“YES”不容易。

　　林毅夫想说中国经济“YES”但却还要到处解释，本身就是挺搞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