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发现，失足少年一旦被学校知悉涉案，便难逃劝退的命运，且很难转学，复学率不足四分之一。

　　西城检察院对近两年间查办的未成年人案件中，已被判决或被不起诉的30余名京籍未成年人进行了回访调查，发现这些失足少年一旦被学校知悉涉案，便难逃劝退的命运，且很难转学，复学率不足四分之一。失足少年再失学，更容易走上歧途，而保障教学秩序和质量又是学校的底线。双方的合理要求该如何平衡，失足少年该不该重返校园？

　　现状调查

　　涉案未成年人复学率不足四分之一

　　在此次回访调查的京籍涉罪未成年人中，有29人在案发前是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在校学生。通常，在公安机关第一次对未成年人采取传唤或者刑事拘留措施后，学校就会以违反校规为由，作出立即停课并劝退的决定。这29人中只有7人是因为学校毫不知情才得以继续上学，其余的或是主动转学，或被学校停课、劝退。也就是说，学校只要知道未成年人涉案，劝退率达到了61.90%。

　　被劝退后想转学也不容易。由于涉案未成年人在被劝退后，原学校只会出具截至劝退之日的学籍证明，对之后的“空白状态”便再不“负责”。而新学校又要求提供连续的学籍证明，否则不予录取。学籍的“断档”使涉案未成年人很难成功转学，复学率不足四分之一。

　　学校打“擦边球”为了啥？

　　检察官介绍说，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对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在人民法院的判决生效以前，不得取消其学籍”。

　　也就是说，在法院判决前，学校不能开除涉案学生。然而在现实中，学校一旦得到消息，不论学生是否被判刑，甚至是那些不被起诉的涉案学生，学校都会第一时间劝退，甚至是用停课、不允许考试等打“擦边球”的方式，迫使学生自行退学。

　　在回访中，检察官也了解到学校的顾虑。这些涉案学生往往都处于高中阶段，不再属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加之有些涉案学生在校期间表现顽劣，校方甚至是其他学生的家长都不希望他们再回到学校，担心影响其他学生的正常学习，扰乱教学秩序。

　　再者，学校对涉案学生停课，也是因为遵从校规校纪处罚，依规处罚就连教育主管部门也不能指手画脚。

　　过早失学隐患多

　　“不能上学闲散在家，家长上班又不能24小时监控，这些孩子有大把时间又无事可做显然不是好事。”检察官赵颍告诉记者，在她回访过程中能够明显感到，有的孩子非常渴望重返校园，当得知学校无法接纳后，对社会充满了仇视。

　　还有一个学生因为聚众斗殴涉案失学，又找不到工作。后来，检察官在办理另一起聚众斗殴案件时又发现了他的名字。虽然这次他没有参与，没有涉案，但显然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仍有勾连，难保今后不会再走歧途。

　　专门学校缺乏吸引力

　　事实上，失足少年也并非完全没有就学的可能，专门学校便是一个选择。根据《北京市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规定，在管教不能的情况下，如果家长未主动联系专门学校(原工读学校)，涉罪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应当为其提出申请，安排学生去就读，并同时保留原学校学籍。

　　检察官回访的情况是，一些学校要将涉罪未成年人转至专门学校时，往往会要求连人带学籍一起“走人”，推给专门学校就不管了。而对涉案未成年人来说，专门学校似乎并没有多大吸引力。

　　赵颍检察官说：“专门学校的专业比较少，有些孩子很喜欢自己在职高学的财会、酒店服务等专业，去了专门学校没有合适的专业，无法继续学习。有些孩子不愿去专门学校，怕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而且就业时也容易受歧视。”

　　相关延伸

　　无犯罪记录证明挡住就业路

　　复学难，就业更难。检察官回访中发现，涉罪未成年人中已参加工作的只有4人。其中3人是被劝退后直接参加工作，因仅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只能涉足低收入行业。在上学的问题上，涉罪未成年人常悦(化名)算是幸运的，他顺利毕了业，但之后的求职之路却被一纸无犯罪记录证明阻断了。

　　17岁的常悦就读于一所职业高中，毕业前到一家公司实习。可这是一家讨债公司，常悦跟着“同事”一起去上门追债，拘禁了一个欠债老板，结果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

　　检方和法院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都没有将常悦涉案一事透露给校方，因此，常悦得以继续完成了学业，拿到了毕业证。同时，他的轻罪前科也被依法封存。

　　毕业后，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有一个挺不错的单位同意接收常悦。在入职前，单位要求常悦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作为必备的入职材料。虽然常悦的犯罪记录被封存了，可当地派出所一搜索系统，马上发现了他曾经涉嫌犯罪的记录，拒绝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就在这时，常悦接到了西城检察院的回访电话。他将自己遇到的困难告诉检察官，希望能获得帮助。

　　检察官表示，派出所的考虑不无道理，但我国刑法和2011年底公安部门的相关规定，要求公安机关应当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

　　经检察院联系，释明相关规定，派出所最终同意出具证明，但要知道这纸证明的去向，所以要求常悦先提供公司需要出具无犯罪证明文件的公函。

　　一般的求职者都是直接提供证明，不需要公司先出函，常悦的要求反倒让公司觉得蹊跷。由于他尚未入职，单位也不会给他出函。这条求职之路就此陷入“僵局”，目前常悦仍待业在家。

　　检察官有些无奈地表示，我国刑诉法的规定，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应予以封存。刑法中有关前科报告制度的规定更是明确，这些轻罪未成年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免除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义务。

　　而现实的尴尬是，这些上位法相对比较笼统，并没有要求公安机关为轻罪未成年人提供无犯罪证明的细化规定，而且封存记录也并不是消除记录。但是如果公安机关不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不就等于公开说这个人有犯罪记录，封存记录和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又从何说起？

　　检察官说，常悦的遭遇非常典型。希望今后有关部门能够制定更加细化、具有执行力的规定，让挽救教育未成年人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检察官建议

　　评估择优返校避免一刀切

　　一边是希望上学的少年，一边是有苦难言的学校，两者的诉求都有合理性，到底能不能平衡呢？

　　“孩子回归校园是利大于弊的，但客观地说，推动涉案未成年人复学也不能给学校造成负担。”赵颍检察官在办案时也能感受到，有些涉案未成年人恶劣程度较高，并非偶然犯罪，他们回到学校很可能对正常教学起到负面影响。

　　“我们聘请了师范大学社会学的教授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赵颍检察官认为，对于涉案未成年人是否适合回归校园也可以采用评估报告的方式，由校方、检方和第三方评估人员一起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考评，客观科学地筛选出那些本性良好，不会影响学校教学的学生继续留校学习；或者是采取择优返校的方式，让涉案未成年人先保留学籍进入专门学校学习，再让那些积极进取、学习完全能够跟上正常进度的学生重返校园。“总之，避免一刀切，不分良莠把所有涉案未成年人全丢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