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学校办学经费与学生人数挂钩，一些中职学校为了抢生源给初中校长或班主任老师高额回扣已成为潜规则。

　　四川一家技师学院反映，一些地区的教育部门为了保障自己直管的职校有生可招，搞生源封锁，其他学校的老师去招生，不仅连校门都进不了，有的老师还被请进了警察局。为了招生，学校只好以每名学生2000元的价格向初中买生源，这笔不小的开销让学校难以承受，但又不得不负担。

　　因为买卖生源有利可图，湖北一些地市州的中学老师，不愿意当尖子班的班主任，宁肯当差班的班主任，学校没有办法，只好让大家轮流“坐庄”。

　　这一系列怪现象的背后，是职业教育学校招生难的困境。

　　武汉市教育局职成处处长李万平说，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我国必须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动摇，确立并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将制造业做大做强，必须有一大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却是，因为生源减少规模下降，可能导致未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要的技术型人才短缺。

　　招生如同“地下”工作

　　上中职免学费发资助金、校企合作就业率高、上学不再单纯“唯分数论”……

　　本刊记者近日在北京、四川、湖北、辽宁、广东等多省市调研了解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扶持力度，职校毕业生也因有一技之长而受社会普遍欢迎，然而，招生难题依旧是职业教育院校头上的“紧箍咒”，生源减少、规模下降趋势日益明显。

　　教育界人士表示，传统观念看轻职校、多年来劳动者地位不高、职业教育上升通道狭窄是根本原因。

　　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介绍，我国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最高，为78.1%，其次是211重点大学。然而，与职业学校高就业率形成反差的是逐年下降的生源数量。

　　招生难题已如同一张大网，将多数职业院校困在其中，一些学校的招生计划完成比例甚至还不到一半。

　　作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国家级重点职业院校，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学校仅数控专业一次性在国企武重集团就上岗30多人。即便如此，每年能否按计划招满学生，仍是校长周平最头疼的事。

　　“学校高峰时有6000名学生，最近几年每年招生只有700人左右。”周平告诉本刊记者，从4月份开始，学校就把每个老师分配到省内各初中进行招生宣传，全校130多名老师，有七八十人都奋战在招生一线。可是，所有职业学校的基本信息，包括今年试点的3+2中高职分段培养等信息，许多初中生都不知道。“有的老师没有门路见到校长，也找不到班主任，只好守在校门口等学生下晚自习后发传单，搞得跟地下工作者一样。”

　　“现在职业学校是中央很重视、行业离不开、社会看不起，随之而来的就是招生难题。”辽宁大连市教育局职成处副处长邵建利说，大连市的中职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200多所缩减到现在的84所，不仅公办学校招生困难，民办学校的日子更不好过，部分民办职校一年招生不到100人。

　　邵建利说，国家规定普教和职教比是1:1，大连普教和职教在校生比是5.5:4.5，职教生一半是外地人，一半是本地农村生源。如果将大连市城乡学生一起计算的话，七成以上的学生上普教，只有三成左右上职校。

　　相比这些教育部门主管的职业学校，武汉铁路桥梁技工学校的日子更难过。该校副校长李舒桃说，学校由中铁大桥局这家国企主办，业务指导归口人社部门，不在教育部门的招生名录中。全校没有老师愿意干招生这个活。无奈之下，学校只好采取奖罚相结合的措施，给每个老师下达招生指标，中层及以上干部每人5名，高级职称4名，一般员工2～3名，根据完成任务情况额外发放奖金。即便这样，学校生源也是逐年下降，现在主要以大桥局子弟和农村生源为主。

　　一些地市为了完成招生任务，使本地中职“吃得饱”，也对生源进行“封锁”。大连电子学校校长于龙水说，各个区县教育局给中学下硬指标，要求他们必须保证20个人输送到区级职教中心，完不成就被视为年终考核目标没完成。“一些地区还下指令，不允许任何初中学校接待外地中职学校的招生宣传，学生没有任何渠道能知道我们这些市级学校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