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大道理。大道理好讲，真实的人生却要一秒一秒过。在愤怒之前，也可自问，他们的生活，了解多少？他们的每一天怎么度过，又了解多少？愤怒归愤怒，你其实是个“旁观者”，而苦难却是他们真切的人生。

　　讲个故事吧。在我老家村里，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叫张五的人与众不同。他连正儿八经的名字都没有，因为排行第五，这就成了他的名字。他脑子有点不小的问题，整天背着一个藤筐拿着铁铲转悠。当村里有婚丧嫁娶的事要忙活时，他就成了打杂的伙计，干活倒是真出力。有一次，在这样的场合，我又看见了张五。他正被几个小孩围着，在“表演”抽烟。几个小孩，一边怂恿张五猛抽，一边被张五的狼狈样逗得哈哈大笑。你看，连一个孩子，都敢拿他开涮。这不是偶然的一幕。小孩的捉弄、大人的奚落，一个残疾人尤其是智障，在农村的处境是非常难的。

　　穷人家的如此，富人家的处境也不见得有多好。王菲李亚鹏肯定是富人中的富人了。当他们的孩子李嫣一出生被发现是兔唇之后，俩人心理上该承受了多大煎熬。引一段报道吧。李亚鹏回忆说：“(当时)我们从医院到家都没有说话，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讨论一下，于是问了妻子一句：‘你怎么想啊？’妻子回答说：‘我还能怎么想，你什么意思啊？’语气里带着点质问的意思，我一听立马说：‘我明白了。’”李亚鹏能够平静的回忆俩人之间的这段对话，是在事情发生了很长时间之后，已经能够面对现实。但此前的心中涛澜，是外人难以知晓的。他以后力促成立的嫣然基金，肯定是受女儿兔唇这事触动。

　　有些事，跟钱有关，但真不全是钱多钱少的事。所以，有人以为穷人到弃婴岛扔孩子扔就扔了吧，而买得起奥迪的人不该扔，真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一方面，予当事家庭而言，根本没治愈的希望，整个家庭只能踉跄前行；一方面，周围的社会投射给他们的又那么多负能量。后者之重，往往更难承受。

　　这些年，从政府层面，是一直在促进对残疾人的尊重；但也得承认，在社会氛围上，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发达国家的社会文化，对残疾人有更大的包容，他们会安慰一个残疾人，这是老天和你开的一个玩笑，但这玩笑大了。而在中国，则常常涉及道德问题。谁家摊上一个残疾孩子，本来就是挺不幸的事，但往往被旁人讥讽为祖辈没积德，这是遭报应了。人与人闹个纠纷，也有人会诅咒人家的下一代，“生个孩子没屁眼”。这种歧视的杀伤力，要有多大有多大。

　　在很多问题上，压垮一个人的，往往并非钱的事，而是他的精神重压。山西“慰安妇”李秀梅回忆这一生时，就说，“最难受的还是遭人看不起，有人说我们进过日本炮楼的女人。我那时是被活活抓进去的小闺女啊。我这一辈子的清白，就这样没有了。”而那些拥有残疾孩子的家庭，在这一点上更能感同身受。

　　写张海迪事迹的报道很多，而写得最好并曾被选入中学课本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郭梅尼那一篇。她为什么能写得这么有感情，打动全国人民？张海迪的妈妈说，“郭老师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她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跟我一样，郭老师用一颗母亲的心体会残疾人，才会写得这么好。”是的，郭梅尼有一个脑瘫的儿子，她更能体会到张海迪的不易，她不是“旁观者”。

　　面对他们的苦难，愤怒是种力量，而改变比愤怒更有力量。譬如，你可以从家门口或上班路上早就看不惯的那条“盲道”做起，用你的努力，把它变成真正的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