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日渐老龄化的当下，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追寻，正被另外一个问题所取代——你，能如何养老？何以养天年，已经成为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终极问题”。
而在京城，不同的老人在各异的信念下，也坚持着彼此的选择。
独自在家
跟孩子们说了，我还守着我的老院子
上午9点25分，鼓楼西大街大石桥胡同东口，74岁的黄汉民骑着小三轮，缓缓爬上路边的斜坡。三轮车的后座上放着个大布口袋，里面装着两根大葱，还有一棵翠绿的白菜。
每天早上，黄汉民都会骑车去周边的菜市场转转，不一定买菜，“只是活动活动”，黄汉民老伴的腿脚不好，不常出门，“要是出来，我就骑车带着她”。
黄汉民的孩子曾想为他换一辆电动车，但黄汉民执意不肯，他说骑车是自己的锻炼手段，“车要都骑不了，就该要人照顾了。”
出生在北京，大半辈子都生活在鼓楼周边，黄汉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居民”。对于养老，他有着坚定的决心——在家养老，丰俭由人。
家中的孩子也曾提出去养老院养老的提议，被黄汉民一口回绝：“我能照顾自己，用不着去养老院，我跟孩子们说了，我还守着我的老院子吧。”
就在大石桥胡同，曾有一家由什刹海街道主导的“大石桥敬老院”，由于平房区条件局限，敬老院只是一排难见阳光的矮房，没有活动场地，也引不来足够的客源，终在一年前停业。在黄汉民看来，这正是因为居民接受不了“养老院”这一形式，更愿意在家养老：“说愿意去养老院，那都是假的，是没办法逼的。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谁不明白这个道理？”
在家养老也有困难，平房居住环境落后，周边生活资源逐渐被旅游资源侵蚀，是黄汉民最大的不满，他最厌烦“饭馆都开到胡同里面”，还有就是卖菜的越来越少，越来越贵；原来的邻里街坊也日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五湖四海的繁杂口音，“不是说嫌外地人不好，但他们来就是为了工作赚钱，其他事情根本不管，没有原来老街坊串门子那种感觉了。”
虽然有一对儿女，一个月却只能见面一两次——儿子住在五环外，外孙女则已近高考，“孩子都是五十岁的人了”，黄汉民笑言，“他们一样也得琢磨去哪儿养老。”
即便如此，黄汉民仍愿意“独自在家”，再过几年，他准备请小时工为自己买菜做饭，“政府也说了，居家养老还是主流，我这算响应政府号召了。”
就近养老
离家不太远，儿女就能经常来看我
鼓楼西大街向南，过了地安门大街，经景山后街略向西拐，金秋园敬老院的招牌，就在路边。
敬老院的院落则隐藏在逼仄的胡同中，十几间平房围成一个小院，院中还有一处假山石，树荫掩映下，几位老人或坐轮椅，或搬小凳，聚在一起聊天。
腿脚好的老人不甘寂寞，就去北海或景山公园遛弯，金秋园敬老院与北海只隔一堵墙，有个五分钟就能走到。
与停业的大石桥敬老院一样，这里也隶属于什刹海街道，原本拥有30个床位。由于正在装修，居住在这里的老人一共22位，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位，已在这里住了十余年。
84岁的于女士是22位老人中的一个，她在金秋园敬老院住了四年时光。来金秋园一半缘于无奈，一半缘于主动，四年前于女士腰部患病，为了能得到更多照顾，选择了离家不远的敬老院：“那时候敬老院不火，想来就能来。”
入住老人也有要求，规模不大的金秋园，只能接纳拥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因为敬老院只有3名护理人员，主要负责打扫、洗衣等工作。
敬老院分单人间、双人间与四人间，最低入住费用为每月1800元，低廉的价格让这里常有希望入住的轮候者。2014年，敬老院推出新规，将主要面向本街道居民开放。据称，这也将是京城街道级敬老院的发展趋势。
“敬老院离家不太远，儿女就能经常来看我，住了几年觉得挺好。”金秋园的设备难言齐全，于女士仍觉可以接受，当然与家中相比也有不足：“在家是想吃什么吃什么，在这儿就是听安排了。”
除了居住在敬老院的22位老人，金秋园敬老院还承担着周边部分老人的日托和送餐，据金秋园负责人吴女士介绍，居住在周边胡同的部分老人虽不入住，但每天都会来敬老院打牌、聊天，许多人的午餐也在敬老院解决：“大概就相当于日托的形式。”
就近养老能得到不少老人的认可，但推广难度也大，吴女士坦言，敬老院能够持续的原因，主要得益于街道的资金支持和历史遗留的种种条件：“现在能够运营，跟这些房子不要钱有很大关系，如果要扩大规模，租房的成本都没法解决。”
社区日托
老人不是孩子，需要的是有人来家里帮忙
规模不足，也是社区就近养老院面临的难题，同属西城区的新街口福寿轩敬老院，便在筹措通过装修提高敬老院规模：“可能跟外面人想的不一样，许多老人来了养老院，有了很多朋友，参加更多的活动，心情和身体都会更好，能够健康生活很多年”，福寿轩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所以敬老院很快就住满了，短期内又不会有空床，想入住的老人只能排队等。”
日托服务，曾被看做是提高敬老院服务能力的便捷途径，然而现实多有无奈——对于绝大多数老人，日托只是食之无味的“鸡肋”。
尚待装修的福寿轩敬老院中，日托中心位于地下一层，拥有活动室、休息室等多个房间，除了棋牌等娱乐项目，日托中心还与新街口街道图书馆连通，平日里来这里读书的老人络绎不绝。福寿轩敬老院门外的广告牌上，则是日托养老的收费标准——每天餐费10元，床位费10元。
“来这里活动的老人不少，但参与日托的不多。”工作人员表示，参与日托的老人通常拥有自理能力，比居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健康状况更好，此外老人往往居住在敬老院周边：“既然人家能走过来玩牌，中午回自己家吃饭休息就行，大不了下午再来呗。”
这也使提供日托服务的敬老院，成了变相的“棋牌室”，只是“没那么乌烟瘴气”。
“我们需要的不是玩的地方，现在公园那么多，哪儿不能玩。老人也不是孩子，圈在一起也不是办法。老人需要的是有人来家里帮忙。”71岁的李明，居所与孩子相距甚远，家中灯泡坏了，水管漏水，凡是碰到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就要等上一周甚至更长时间，孩子才能来帮忙：“如果日托把精力放在帮社区里的老人解决家庭问题，要比单纯提供一个玩的地方有用。”
养儿防老
同住不“同居”，在我看来是最好的选择
无论黄汉民、于女士还是李明，最让他们一代人羡慕的，还是那些能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四世同堂，是他们心目中最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家庭形态。
可想要满足“人和”，“天时、地利”皆不可或缺，2013年底，在父母的小区买房的刘宇，最有发言权。
“严格说我们这是同住不‘同居’，在我看来是最好的选择。”结婚多年，刘宇一直和老婆孩子同住，每个月看望父母不过两三次，朋友母亲的意外离世，让他坚定了搬到父母身边的决心：“朋友的妈妈还不到70岁，结果急病几天就没了，我爸妈今年已经七十出头了，虽然还不需要人照顾，但也不让人放心。”
刘宇笑言，与父母同住，最大的阻碍实际是“房价”，东拼西凑出了首付，“爸妈也贡献了不少”，2013年底，刘宇在父母的小区买了一处大一居，稍加装修，大一居被他改成个两居，正好够刘宇夫妇和孩子居住。
选择同住而不“同居”，刘宇考虑的不少，同住一个小区，平时吃饭都回爸妈家，脏活累活刘宇能够帮父母解决，父母也承担起看孙子的任务，双方的压力都减轻了不少；不“同居”，则是为了减少生活习惯差异所造成的矛盾：“婆媳间的矛盾，两代人教育孩子思路的不同，不住在一个屋檐下，就能弱化很多。”
羡慕刘宇的朋友很多，2014年初，甚至有一个同学效法刘宇，把家搬到了父母小区：“是子女靠近父母，还是父母靠近子女，其实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好搬到有医院、有菜市场，方便生活的一方。”
刘宇坦言，除了房价，北京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制约子女与父母搬到一起的关键因素：“我们这一代人，需要考虑子女的教育问题和工作便利。父母这一代，又希望靠近医疗资源。教育和医疗两者兼得的地区，一般人都买不起……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说的就是这种尴尬了。”
养老地产
要想得开，不要天天就算花了多少钱
由安定门一路驱车向北，逾20公里的路程，就能到达“太阳城”，作为京城著名养老地产项目，太阳城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建设，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养老公寓、老年房产一应俱全。
最显眼的还是银龄老年公寓，从太阳城西南大门进入，能看见银龄老年公寓的灰白色大楼。大楼前是水系广场，卖食品的，贩服装的，都是为老年人服务的种类与款式。穿行其中的，几乎清一色的白发老人，也能找到些许黑发人，他们往往都是老人的护工，或是售卖房屋的中介。
徐娟来到银龄公寓已经4年，2010年，她与这里签订了3年的合约，去年又续约3年，房间是小套间，入住前要交20万的医疗押金，入住费则是每月3600元，“什么时候不住了，押金可以退”。她的房间在公寓B座，在公寓A座中，还有许多无法自理的失能老人，“失能的老人除了床位费，还得缴纳一笔护理费和伙食费，大概价码在2100元到5100元吧，不算便宜。”
“价格是高一点，比养老金要高，不是所有人都承担得起，所以现在不经常说么，要早作打算，存钱养老。”每天早上，徐娟都要和几个在公寓结识的新朋友打一会儿球，然后出门遛弯儿，如今已经85岁的她，看起来像70岁的人：“养老院挺好，老人不会那么孤独，关键要想得开，不要天天就算花了多少钱。”
在孙先生看来，太阳城的优势则在于“设施比较全”，因为规划建设时，这里就定位于养老地产，因此除了养老公寓、商品房，这里还配建了医院、活动中心和超市，社区内还有定点班车和电瓶车运营：“如果是单纯的养老院，很少能配这么齐。”
齐全的配套也有缺陷，那就是每一种都“差一点”。徐女士表示，居住在养老公寓的老人不能单独做饭，但食堂饭菜种类比较少，而且过于油腻，并不符合老年人的需求，因此许多老人并不满意；与此同时，社区配套的医院也只能满足简单看病需要，大病还需要去城里的大医院治疗，“一下就远了，这里还是太偏”。
“毕竟花的钱就在那里，城里还有一个月一万的可以选，就看你有没有钱。”徐娟坦言，虽然家中并非没有积蓄，但不敢“可劲儿花”，还要为孩子考虑：“把房子卖了，去住一万一个月的，我还是做不到。再说了，万一钱花光了，人还在，怎么办？”
归田园居
吃嘛嘛香，高血压、脂肪肝全都没了
赵云雷在岳父李老爷子的女婿排名榜上，这些年一直高居榜首，帮助他独占鳌头的秘诀就是他的叔叔帮助岳父实现了归田园居的梦想生活。
李老爷子今年已经75岁了，在两个闺女都成家，外孙也都上学了后，老人在北京生活得日益抑郁：“老同事们都住得远，没法凑一起热闹。耳背，打电话也听不清楚。孩子们各有各的生活，有时候好几个周末也来不了一趟。”
孩子们想让父亲晚年生活更幸福，带老人出去旅游，老人不愿意出去，接老人到自己家生活，李老爷子却一天也待不住。后来，李老爷子听说赵云雷的叔叔在老家农村里当村干部，索性提出和老伴一起去农村落户。
大前年秋天，老爷子在亲家兄弟的帮助下，在村里盖起了大瓦房，院子里起了猪圈和鸡栏，捉了两头小猪崽外加一头大母猪，还养了一群鸡，老爷子每天赶着鸡到村里溜达，高血压很快降下来了，本来已经发福的身材如今已经成了千金难买的“老来瘦”，按老爷子跟赵云雷描述的就是“头也不疼了，眼也不花了，腿也敢打弯了，哪哪儿都舒坦。”
前年春天，老爷子看到村里很多土地因为年轻人出去打工后都荒着，又去承包了几亩地，种了黄瓜、西红柿、豆角、佛手瓜、辣椒等各种蔬菜，还专门圈出来一小块园子，种了小白菜等低矮的绿叶菜，每天率领他的“柴鸡部队”到自家园子里去“祸害”一把，有时候，“部队”里出现了从别人家跑来的“插队生”，老爷子也一视同仁，只是在回家的时候，让吃饱喝足的它们各回各家。老爷子还买了几只小羊羔，足足养了一年，临到春节的时候，老爷子杀了两只羊，两个闺女一家一只，还附上了一大箱子攒下来的柴鸡蛋。
现在，李老爷子已经请都请不回北京了，老人经常感慨：“这人岁数大了，就得接地气。我跟老伴说好了，哪天等我真的走不动了，我们也不回去。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规律，我们岁数也在那里，可不到医院去受那些罪。”
失能护理
医疗力量，创造不出家里那样放松的环境
无论是在家养老，还是选择专业机构，抑或是“解甲归田”，拥有健康都是老人最大的幸福，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有此幸运。
四十刚出头，张莹的头上就有了很多白发。7年前，她的母亲病危后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却成为植物人。张莹专门在自家小区给父母买了一个两居室，把其中一间改造成了病房，安上了呼叫机、吸氧机、鼻饲管、推拉轨道，买了病床，把母亲接回了家：“那是我妈妈，我不能不管。她那种情况，如果长期待在医院，我父亲也受不了，也不利于她恢复。至于养老院，别说人家不会接收，就算接收，我也不放心。”
因为看母亲住院期间请的护工王姐还比较耐心细致，张莹把她请回了家，以便长期照看母亲：“每天给我妈妈做流食、按摩、翻身，有时候给妈妈读读书，放点音乐。我有时候会录下我儿子生活中的一些声音，让王姐放给我妈妈听。”张莹的父亲则承担起了家里的后勤工作，有时候也和躺在病床上的老伴回忆一下往事，讲讲儿女最近的变化。
张莹则辞掉了自己的教师工作，开始天南海北地跑生意，努力挣钱为母亲治病。7年下来，无数的心血付出后，她的母亲开始有了一点好转，“跟她说别的她还没有反应，但如果有人在她旁边说她儿子的坏话，她就会发出一点哼唧的声音，表情也会有一点烦躁，如果谈到我儿子或者她孙子，她的表情就会特别柔和。我想，妈妈的意识应该在逐渐恢复。”
在张莹看来，对于类似母亲这样的失能老人，养老的时候还是靠儿女更靠谱，“对老人来说，哪儿都没有在自己家里舒服。我爸这些年总跟我说，如果当初不是把我妈接回家，她可能早就没了。医院的设施和医疗力量当然让人放心，但是它创造不出像家里那样一个让人放松的环境，养老院也一样。”
而张莹的父亲却不这么想：“原来我们俩就商量过，老了就去住养老院，别拖累孩子。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她妈突然就重病。这些年可把闺女拖累苦了。如果我老伴儿能醒过来，她会心疼死孩子。我已经跟孩子说了，如果我将来也失去意识，不要抢救，就那么走了也不遭罪，其实也是解脱。”(应要求，部分受访者为化名主笔吴楠周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