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在的孩子却非但不是野花，反而背负着太多课业的负担、学习的压力，难免成了“温室里的花朵”。或许正因此，北京市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教学行为的意见》，严控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评优、推优等活动，要求不得以考试成绩或升学率作为对学校奖惩的依据。规范教学行为，无疑与减轻学生过重的书包，有着直接的“正相关”。

　　实际上，去年2月，北京市教委就曾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其中也有不得组织“选拔性或与升学挂钩的统一考试”“严格控制周课时总量”等内容。时隔一年多，再次以红头文件形式为学生减负，既体现了减负之迫切，也说明了减负之艰难。

　　其实，这不仅是北京遭遇的尴尬，在全国范围内来说，情况大同小异：一方面三令五申要减负，另一方面却是学生负担不减反增，哪个城市的街头看不到把重重的书包像拉杆箱一样拖在身后的孩子和家长？

　　学生负担过重的痼疾，确非简单的行政命令朝夕之间就可根除的。对于学生和家长，即便有种种新规力刹“择校风”，但各种形式的“推优入学”还是屡禁不止。况且，有了好成绩，总是感觉手上多了个筹码。从学校和教育部门来说，将发展政绩与打造“示范中学”“优秀学校”挂钩的做法，也使得教育资源分配不断倾斜。而长期以来把考试分数当成唯一标准的评价系统，更是造成孩子课业负担过重的最直接也最根本的原因。

　　孩子学习负担过重，负效应显而易见。一首深受孩子们喜欢的电视剧主题曲唱道，“小小少年背着大书包”“春天只有一种颜色太单调”“我们要过快乐的童年”……的确，课业负担太多，既让人不堪其重，更在教科书与作业本之间，抹杀了孩子们的创新性、批判性，使他们动手能力缺失，甚至情商发育受阻，成为社会上俗称的“高分低能”。这不仅于孩子们的发展不利，更与我国在转型期所急需的创新型人才相去甚远。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提出，要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巴、时间和空间。如何解放？也正如陶先生开出的药方：让学生能想、能干、能看、能说、能自主探索。意即，要充分尊重和顺应孩子们的成长特点和需求，探索科学教育的方法和规律。这应该成为素质教育的真谛：尊重学生个性，充分开发学生的身心潜能，注重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和提高其审美情操等。

　　理念的更新之外，更需要标本兼治的举措。教育主管部门需要进一步优化现阶段以应试教育为中心的人才选拔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教育改革的部署，提出要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都可谓治本之举。

　　爱因斯坦曾说，“当在学校所学的一切全都忘记之后，还剩下来的才是教育”，帮孩子们放下沉重的书包，或许正是更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