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了，病在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病在社会发展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病在政府职能错位。而这些病灶都源于“政府‘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抢夺了本该由市场掌握的要素流动决定权”。与此同时，我们在2012年年底迎来了锐意改革的新一任政府，并在一年后等到了“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的施政纲领，而这正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在过去几年一直强调和向政府谏言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不论官方数据多么的提振人心，但真相就是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开篇的那句话——“我们正在经历衰退”。但可悲的是，当时我们选择的不是退出市场，相反却是在出口萎靡的情况下，依靠政府投资硬撑起GDP增速，制造“虚假的繁荣”。我们选择的这条路，必然带来“经济滞胀”的恶果。

　　1.从宏观层面看，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是经济改革的严重倒退

　　由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是透过行政指令让我们的国有五大商业银行，将贷款有针对性地发放给各级国企，而且主要流向基础设施建设。请各位注意，资金作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应该由市场进行配置。我们的政府这样越俎代庖，造成的结果就是资金流向了回报率低且回报周期缓慢的“铁公基”，还有原本应在经济危机中自然淘汰的很多落后国企，它们就因为有各级政府托底、背书，拿到了来自国有五大商业银行的巨额贷款才得以带病延年。

　　各位晓得吗？2000年的时候，我国的石化、钢铁、纺织等国有垄断行业相继出现了严重的下滑情况，政府提出对它们实行“调整振兴思路研究”，同时发展新兴战略产业。之后，政府又进一步地提出了“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升级，从生产制造向研发设计升级”的战略。也就是说，2008年拿到贷款的很多国企，它们都属于应该被淘汰或者至少也是接受升级的那一类。但“四万亿投资计划”入场后，这些落后产能企业不仅没有被淘汰掉，反而活蹦乱跳，甚至扰乱市场秩序，而原本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且在全球危机中依然选择继续经营的民营中小企业，却因为资金链断裂，被清出市场。

　　“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投放，不仅对十多年前就开始实施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暴露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政府不甘心退出市场，按照既得利益者的要求而不是市场规律办事，结果不但保护了落后产能，而且大大增加了今天经济改革的难度。

　　2.从微观层面看，民间资本追逐资产泡沫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民营企业是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但由于政府代替市场选择了基础建设、落后产能等行业，由民营企业主导的大部分制造业，比如加工贸易等行业迅速凋落。与此同时，我们的金融业严重缺乏能让老百姓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投资服务，民营企业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不远离制造业去炒房子、炒钱，还能做什么呢？

　　次贷危机期间，或为避风险主动停产，或因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经营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卖掉企业后又做了什么呢？撇开那些投资移民的人不谈，我发现留下来的人大部分都选择将手里的闲散资金投入到房地产或者官方、非官方的借贷服务里。他们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们的政府只给他们留下了这类没有选项可选的选择题。

　　各位，我在次贷危机发生时，不仅呼吁政府尽快“救市”，同时，坚决反对“四万亿投资计划”大搞“铁公基”建设，而建议政府扶植制造业，藏富于民，问题是，有人听吗？

　　3.“市场化程度不够”，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从1978年农村的“联产承包”改革成功之后，中国就开始流行“市场万能的神话”。迷信“市场神话”的结果，就是我们终于走到了“教改之后上不起学、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房改之后买不起房”的地步。各位，请问，这是“市场化程度不够”的问题吗？我们是否只要把垄断国企卖给私人，名牌大学交由私人经营，一流医院完全由私人市场化运作，房地产完全由房地产商操控，问题真的就能迎刃而解吗？

　　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改革，绝不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新征途。它完全可以追溯到2003年、1992年、1978年。最近20年，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依然过分强大，而对养老、教育、食品安全等本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民生问题，却投入太少，甚至直接将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推向市场，导致了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所谓的新的“三座大山”，再加上对于那些完全可以由社会自我管理的领域，政府不敢也不愿放手，结果就导致了政府自身的改革，以及社会领域的管理创新远远滞后于经济市场化的步调。

　　悲哀的是，在权力和资本两者的支持下，总有人将政府不愿退出市场而回归民生这一根本问题，错误地归结为市场化程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