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姚笛从深圳到北京痴缠六日

　　文章因为出轨被拍到，并且引起轩然大波，让网民在疯狂刷屏中度过了一个周末。到处都在骂渣男、喊打小三和狐狸精，一场声势浩大的婚姻保卫战，以没有硝烟的方式，在网络上展开。在他发布道歉声明后，这场战争反而更加激烈。人们希望他们的形象从此跌倒谷底，并且用他们此前对媒体甩臭脸的事迹，来支撑自己的幸灾乐祸。

　　但就在这不久之前，我们刚刚经历了东莞“扫黄”风暴，从与之有关的报道里，我们得以窥见国人私生活的一角。那些北上南下去嫖去赌，让一个城市性产业的规模以百亿计的，都是什么人？是别人的丈夫、父亲、男朋友；那些用社交软件到处搜寻(美女)的，是什么人？别人的丈夫、父亲、男朋友；那些让连锁酒店顺利上市业绩报表喜人的，是什么人？别人的丈夫、父亲、男朋友。我有位在防疫站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一个骇人的数据，关于婚检中的梅毒检出率——去登记结婚的，恐怕还是生活相对稳定，有婚姻生活需求的男女——那个数字却告诉我们，他们的私生活状况也不容乐观。从前的婚姻制度，对身体和情感的刚性要求，其实已经崩溃了，可能连婚姻制度，也已经摇摇欲坠，尤其是在资本把各种网络应用都社交化的此刻，在人们主动或被动地成为性的饕餮之徒的此刻，我们为什么要对文章这样苛刻？

　　因为，真相是，明星在贩卖形象、影像和声音的各种产品之外，在提供色相和奢侈生活样本之外，还肩负一种重任——充当道德标靶、制造道德幻境，人们通过对他们的丑闻的批判诟骂，制造出一个生活秩序和道德秩序依然存在的幻象。身边的普通人，没有批评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质押在我们手里，舆论对他们，没有真实的震慑效果。对明星的打击，却会震慑到许多人，更何况，他们靠声名和形象吃饭，等于是有一份质押在我们这里。所以，人们对他们，甚至更苛刻，更严酷。

　　与之类似的，还有吸毒事件后的莫少聪和孙兴、婚礼后的大S和汪小菲，再早一点，还有和黄维德牵手的伊能静，陈冠希和被“艳照门”牵连的众多女星，他们得不停道歉，各种不利的传言紧跟他们，从失去工作到自杀身亡，不停地被散播出来。只是，在2014年，在全国沐浴业收入达到1400亿元(数据来自2011年国家旅游局发布的《休闲绿皮书》)又三年之后，他们的所谓错失，如果发生在普通人身上，会不会被人喋喋不休讨论许久？显然不会，但他们是明星，我们对他们的要求与普通人有异。

　　诸如“公众人物的职责”，不过是浮面上的解释，他们的职责里，其实有一个隐性的道德条款，人们需要借助对他们的监督和惩罚，去确认一件事：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依旧井然，晚饭会按点开出来，一家三口的笑容可以成为牙膏广告。夜幕下的黄色大军、南北性都、惊人的性伴侣人数，在这种公然进行的惩罚面前，得到了掩护。显然，我们在明星身上要求的，从来都是我们缺少的东西，美貌、富有，以及清洁的私生活，而且，现实的沦陷越迅疾，这种要求越迫切。

　　事实上，我们需要的，绝不是这种虚幻的道德秩序假象，这种假象，只不过让婚姻内部的问题被掩盖，我们要解决的，是在婚姻形态和内容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此刻，怎么去重新认识这项制度，怎样去设计婚姻生活的形态，怎样给婚姻生活崩溃后的受害者，给予更多的保护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