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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科 翘课 睡懒觉 学习心态松懈 聚焦“大二病”
浙江在线衢州频道 时间: 2014-03-25 15:23:30

  症状:学业陷入低谷专业发展迷茫

  过了春节,小王是在父母的“扭送”下不情不愿地返校的。从北京考到大连某重点高校的小王,大二上学期有4门功课挂了“红灯”,成绩单寄到家里,一家人连年都没有过好,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轮番和小王谈心,帮他分析原因。“不喜欢会计专业”,“有一段时间玩游戏来着”,“大连的冬天太冷了,经常感冒,不想去上课”……说来说去,小王索性提出要退学,重新高考,上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虽然后来勉强同意回去补考了,但不知道接下来能不能适应,想着就发愁啊!”小王的母亲心情沉重地对记者说。

  西北某高校的石老师认为,除了学业,大二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也容易出现问题,比如与班级同学、宿舍舍友相处不融洽;班级和宿舍出现“聚团”现象,尤其是女生,以宿舍、地域等为基础开始分化,“小团体主义”明显,“大二是学生出现各种问题的高发期。”石老师说。

  中国农业大学的调查报告指出,大二这一年属于“学生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学生发展自此进入转折时期”。

  较早关注到“大二病”的还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王红等四位教授,早在2010年11月,他们就联名提交了一份关于“大二病”的报告,建议学校采取措施,更多关注大二学生。报告中提到,大二学生“对大学的新鲜感少了,失落感重了,缺课的多了,挂科的无所谓了,学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大二的确是学生学业上的一个分水岭”,根据中国海洋大学教育系讲师胡乐乐的观察,到了大二,学习进入自主阶段,学生们的学业表现出现两极分化:有的学生学习目标很明确,有的学生则表现得不在状态,学习非常被动。

  “不少学生学习动力明显不足,突出表现就是上课出勤率较低,学习积极性不高。”胡乐乐举例说,上课提问时,很多学生都低下头逃避老师的目光,“有的学生即使被老师点到名,也是模糊应对,甚至直接说不知道。”而学业上的两极分化直接体现在考试成绩上,“成绩最差的不及格,最好的考了90多分。”

  北京某高校一位大二专业课任课教师告诉记者:“上学期期末考试,班上27个学生有4个不及格,如果我更严格一些,会有9个学生不及格,其中几个学生的成绩徘徊在及格线附近,最终被我‘放过’了。”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党委书记景发认为,任课教师的反映,辅导员等学生工作队伍的反馈,以及学生们的种种表现,都印证了“大二病”真实存在。

  陈华北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担任辅导员,完整地带过一届学生。他认为,“大二病”具有一定普遍性,工作在第一线的辅导员对此是有共识和预知的。“辅导员普遍会提前做好防范和准备,以便在出现问题时及时应对。”

  “大二病”并非中国大学生独有。据中国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金帷老师介绍,美国杜克大学在2007—2010年间,连续4年对“大二低潮”现象进行调查。通过分析大二学生的社团参与度、人际关系处理、学习压力等一系列数据发现,与大一、大三年级学生相比,大二学生更容易感到苦闷、孤单。他们不知如何与教授沟通,不知如何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不知如何缓解自身压力,不知如何选专业。“这与国内大二学生遭遇的一些问题有相似之处。”金帷说。

  病因: 挂科打击自信高校关注不足

  某“985”高校学工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学习动力整体不高,近年来,大一、大二学生挂科率有上升趋势,学生中甚至流行“不挂科就不算真正上过大学”的说法。这位负责人举例说,2013年秋季开学后,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曾专门召集各学院领导开会,起因是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大一学生“高等数学”的挂科率竟然高达30%。

  “高等数学”是国内高校普遍开设的一门重要基础课,作为一所全国知名的重点大学,如此糟糕的成绩显然说不过去。“是不是因为题目太难了?”面对学校领导的质疑,负责命题的几位教授表示:“试题出得已经够简单了,这么多学生不及格,只能说明他们压根儿没怎么学习!”

  景发认为,大二学生在学业上出现两极分化,与大一时考试挂科有很大关系。他解释说,刚入学时,学生的学业水平比较接近,心态也都比较平稳,但大一结束时学业成绩会分出高下,有时差距还很大。成绩好的学生收获了奖学金,找到了自信,认为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能力是好的,甚至开始展望未来的考研、保研。成绩差的学生很容易在心理上遭受打击,“他们高中时也是尖子生,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学习不行了,尤其是考试挂科,会让他们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甚至开始意志消沉”。

  陈华北表示,根据观察,这些学生的特点是学习被动、目的不明确,具体表现是逃课增多,即便出勤也表现不积极,甚至在课堂上睡觉,而且他们发现挂科可以通过补考甚至重修进行弥补,学习心态因此变得更加松懈。“他们喜欢做的就是在宿舍上网、打游戏、睡懒觉等。”

  尽管一直属于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但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测控专业大三学生苗存绪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大二是自己相对低潮的一年。“大一时候的新鲜感已经过了,大三的紧迫感还没感受到。”

  小苗告诉记者,大一时,高中积累的学习热情还没有消退,也想有一个好的开始,所以大家普遍学习比较努力。到了大二,大多数学生已经适应了大学生活,不少人开始把精力用在参加社团活动、谈恋爱等方面。“拿我自己来说,大二时我在学院团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同时还在学校的校企合作社团任职,平时各种活动特别多,精力很分散,多少也影响了学习。”

  景发认为,问题集中出现在大二而不是大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校对大一新生工作更为重视。

  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学校每年都会成立大一学生工作组,除了给大一学生指定一名专职辅导员,还会给每个班级配备一名兼职辅导员,对学生的学业、生活、心理等进行全方位指导。

  “但到了大二,工作组没有了,很多辅导员和班主任也以为学生已经度过了大一的适应阶段,工作力度有所减弱。”景发表示,即便看到一些学生到了大二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很多高校领导和教师也存在这样一种心理:大学应该包容各种类型的学生,尊重其个性,让学生比较自由地发展,“即便犯错误也不怕”。

  “这种理念不能说不对,但却不符合国内高校的学情,因为我们的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没有经过这方面的适应性训练。”景发表示,这种相对自由放任的管理方式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让学生得不到应有的指导和规范。各种潜在的不利因素经过积累,到大二时各种问题开始集中出现,由此产生了“大二病”。

  不少大学生认为,“大二病”的出现,与高校辅导员在这一阶段对学生的关注较少有一定关系。大一新生得到各种关心和爱护,学校对他们的管理也较为严格,很多刚毕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担任的辅导员工作热情高,热衷于组织各类活动,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但到了大二,学生大多适应了学校环境,辅导员的工作热情有所下降,组织的活动明显减少,与学生的交流不如大一时密切,对学生的管理也不如以前严格,学生容易感到不被学校和老师重视。

来源: 中国教育报 作者: 编辑: 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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