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混合所有制被广泛提及，但此前被寄予厚望的国企改革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专题。

　　本次两会，改革语境相当广泛，国企改革只是其中的“老生常谈”。

　　但舆论认为，决策层推动国企改革的决心十分坚定，路径与目标也十分清晰。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委员强调，混合所有制实际上是一个改革问题，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要靠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而混合所有制建立的过程就是把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完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混合所有制提升到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使得国有企业回到合理的改革路径，另一方面则打开了激发民间资本活力的空间。历史一再证明，破除非国有资本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和“天花板”等制度性障碍，正是调整利益格局、释放国企改革空间的关键。

　　早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混合经济的思想，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发展混合所有制正式写入中央文件。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老话题、新热点”。这证明国企改革的迂回曲折，也使得一些代表委员深刻反思“时间都去哪儿了？”

　　中国经济刚刚经历一轮高速增长期，这也是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黄金10年”。

　　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03年后，国企资产并未向政府希望的行业集中。相当多的学者研究后得出结论：2003年后，国企的退出路径基本被关闭，早期改革“硬预算约束”的丧失，以及2008年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企的市场纪律日益放松。这种趋势性的逆转使得国有资本在竞争性行业，如餐饮、零售和低端制造业的配置显著上升，在战略性行业的集中度随之下降。至2011年，约有一半的国企资产仍配置在非战略性行业，其中包括9万多个企业和37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在这些行业，国企与民企竞争越来越没有道理。”有分析人士不无忧虑。作家吴晓波在他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说：“一些反市场化的行为也用改革的名义进行……”

　　虽然有关部门试图讲述一个又一个成功的国企故事，但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国家统计局工业普查数据显示，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在2007年达到6.7%的峰值，2009年下跌至3.6%，2013年回升至4.5%左右；而非国有工业企业2007年的资产回报率约为8%，目前的资产回报率已回升至超过9%。

　　而“所有改革都是被迫的”。改革必然释放巨大的红利。

　　经历上个世纪末期“扭亏脱困3年”的关键改革，国企数量从1997年的26.2万缩减至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的14.6万；同期国企员工数量由7000万减至4200万。反观经营业绩，国企的股本回报率从1998年的0.4%提高至2006年的12.4%，资产回报率从1998年的0.2%提高至2007年的5%。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当年正是成千上万的国企职工通过“下岗分流”承担了改革的巨大成本，让中国经济走出阵痛走向高速发展。但在继续深化改革的道路上犹疑不前，使得高速增长的浪潮退去后，国有企业仍然是效率低下的“裸泳”者。

　　因此，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尖锐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应该做一个‘改革之责’的题目，就是各个部门、政府机构也好，官员也好，你到底准备怎么改？”

　　两会前夕，中石化打开了混合所有制的大门，广东省推出了国有股权出让不设下限的改革方案，不少省市国资委陆续出台的改革方案中，都将重点放在如何引进社会资本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上……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

　　国企改革的成败，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而风险正是来自对改革的犹疑。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要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不能不思进取、不思改革、抱残守缺。”

　　在广东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用“腾笼换鸟、凤凰涅槃”8个字来与代表一起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结构调整的问题，要求“面临改革大潮，我们要做改革的弄潮儿，要有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革命战争年代冲锋陷阵、英勇献身，现在，就是要勇于改革、善于改革”。

　　兴废由人事。

　　国企改革并非“一‘混’就灵”。但要把改革蓝图变为现实，首先必须走出犹疑，坚定意志，真抓实干。正如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代表所说，改革，只有克服心存胆怯不敢改、心有私利不愿改、心中茫然不会改，才能释放出让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