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出国办展能否靠政府？

　　出国办展，能否靠政府？

　　艺术家出国办展，海外机构资金扶持式微，国内民间资本深受政策束缚，本届两会吴长江在政协提案中指出：“像中国美术作品竞相登陆‘维也纳金色大厅’、‘卢浮宫美术展’等现象背后，隐藏着租场、赠票、档期等问题，既不能代表中国最高水准，也无法增进西方观众的了解。而且在赴外推广中国美术作品时总是满足于从前模式化的推广方式，较少考虑西方社会和观众的惯例和习惯的接受方式，现如今这种填鸭式的硬性推广策略已经很难产生效应。”国内的各类民间资本、艺术机构在推出海外展览中基本是各自为战，乱象丛生，此情此景成为近年来艺术界人士的一大话题。吴长江的建议是“政府应该出面了”，从当代艺术的层面看，政府能做什么呢？

　　1989后蔚然成风的出国办展

　　1989后，越来越多的前卫艺术家开始出国寻找更宽松的发展环境，进入90年代，折中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在国际艺术展上声名鹊起，西方对中国本土前卫艺术突然的热情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意识形态和商业上的：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结束后，中国的前卫艺术在国内还是处于被放逐的地位，而对国际艺术机构而言，中国急速进入全球经济的事实又将中国艺术推进了国际艺术的大市场。

　　自1993年Achille Bonito Oliva邀请徐冰、王广义、张培力、李山、冯梦波等13位艺术家参加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始，中国大陆艺术家出国办展已有20年历史。同年7月黄永砯、吴山专、徐冰、谷文达参加美国的“支离的记忆——放逐的中国前卫艺术”展，1994年，李山、王广义、张晓刚、方力均等又受邀参加了第22届“国际圣保罗双年展”。这时的中国艺术家频频参加海外的各种展览。西方媒体的强烈反应集中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的现代性以及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艺术差异，政治和美学的误读等社会文化问题。

　　随着第一批出国办展艺术家作品身价的暴涨，出国办展、参展已成为国内艺术家的必修课，海外兜兜圈，镀镀金，回国立马高大上。这催生了一条出国办展产业链，参展资格、作品包装、运输、保险、推广、销售等环节均有人来操作。

　　民间资本出国办展现“瓶颈”

　　“现在很多国外艺术机构资金运转有问题。已经很少能出钱邀请中国艺术家参展。反倒是现在国内有很多艺术家、艺术机构，有很多资金。他们到海外办展，或者租空间，或者与当地的艺术机构联合主办，无非就是解决一个场地问题。”旅居海外多年的策展人徐栗栗讲述。

　　在20年的出国办展经验中，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暴涨与海外金融危机的洗礼，现在主要剩下国内民间资本运作的模式，国外办展、国内买单——尽管“墙外开花墙内香”的模式在一段时期内依然会奏效，潜藏的问题却越来越明显。

　　毫无疑问，对于艺术家、策展人来说，国外办展有很多便利，诸如场馆与布展的专业性，不需要耗费太多精力。但作品要出关，却是个麻烦事儿。彭锋介绍，“要出国做展览，就要报关。报关中麻烦的是作品押金，国内一般都没有这部分预算，假如是贵重的艺术作品，实在难以搞定；另外一件麻烦事是罚金，如果作品从海外回来的比预定的时间晚就要交不少罚金。”

　　故而，海外主办方也有了对策，参展作品他们会分为临时出口和永久出口，主办方认为能销售的就办理永久出口，没有关税，但是如果销售不了再运回来就要交高额的永久进口税。如果一开始只办理临时出口，只借展不销售，展览结束后就必须送回来。假如出现了销售，那也要运回来再申请永远出关，否则办理临时出口时候缴纳的押金就可能回不来了。

　　政府掉头扶持为哪般

　　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在海外的参展制造的影响力以及市场化带来的巨大利益空间，国内政策也在渐趋推出扶持政策，尽管招致不少前卫艺术家的质疑。

　　所谓影响力主要是指中国艺术家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在国际舞台受到空前的肯定，早在1996年的上海双年展(Shanghai Biennial)就是由上海美术馆策划、上海市政府出资举办。进入2000年后，由政府控制的美术馆开始集中关注国际背景下的中国当代艺术，2002年11月在广东美术馆举行的首届广州艺术三年展则是继“上海双年展”后又一个由政府出资扶持的当代艺术活动。2003年北京首届国际双年展由北京市政府、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号称首次由政府部门参照国际艺术双年展惯例举办的重大国际性美术展览。此外，2001年的“圣保罗双年展”、2003年“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均由政府出资设立了“中国馆”，起码在表明中国官方开始接纳中国当代艺术并参与国际艺术展的姿度。2004年海外成名艺术家蔡国强受上海市政府的邀请为2004年上海APEC负责总体美术视觉部分，并在2008北京奥运会担任视觉特效总体设计。

　　最直接的两个例证发生在2013年，先是8月份国家画院设立当代艺术研究中心，方力钧出任主任，二是12月30日中央财政拨款成立“国家艺术基金”，尽管后者扶持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当代艺术的范畴。

　　吴长江的建议是，“由政府出面，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扶持，相关部门进行配合。主要通过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精心策划，组织专家力量、遴选优秀作品，推动具有主流价值观取向的中国当代美术作品赴外展出。”毫无疑问，既有官方政策与资金的扶持，又不失专业团队运作是最理想的状况，当然，这样的诉求是否会演变为体制内的红利，以及如何规避此类风险，仍然存在争议；不变的诉求是，艺术家出国办展，政府应该在制度上做点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