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名片】

　　姚克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主任

　　蔡秀军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

　　雷后兴全国政协委员、丽水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浙江日报北京3月8日电医患矛盾，成为近年来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医患关系为何如此脆弱？和谐的医患关系又该如何构建？成为我省委员思考的问题。

　　疾病，才是共同敌人

　　3月6日凌晨，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一位医生，因就诊问题被一位患者家属打伤。

　　同一天，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记者会上提供了一组数字：2013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的门诊量是73亿人次，而当年全国统计的医疗纠纷约7万件。

　　这引起我省委员的关注。他们指出，在巨大的诊疗量里，绝大多数的医患双方相互配合，矛盾和纠纷并不是医患关系的主流。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姚克委员说。

　　“医生和病人是在同一战壕里的。没有医生不希望自己的病人能痊愈。”蔡秀军委员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蔡秀军委员认为，多方面因素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比如看病贵、医保覆盖度不够等，现在一些人心态浮躁，容易做出一些失去理智的事情。”

　　沟通，增进医患理解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美国医生特鲁多自己的墓志铭。

　　“有时去治愈”坦言了医学的局限。“医疗行业具有它的特殊性，健康和生命无法用金钱买来，大家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姚克委员说。

　　雷后兴委员认为：“一些患者把医疗行为等同为消费行为，认为花了钱，医院就该治好病。患者及家属对医学专业知识不了解，导致他们对治疗效果的期望值过高。”

　　蔡秀军委员表示，我国目前医务工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仍很低。医生有时一上午要接诊四五十个病人。应对的病人太多，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服务质量。

　　委员们表示，医学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包治百病。而患者和家属应该理性对待医疗技术的局限性，对医务工作者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包容。很多时候，医患矛盾来源于双方沟通不畅。而体制不健全，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存在缺陷，也成为激化医患矛盾的催化剂。

　　姚克委员介绍，2002年9月起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可采用医患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和诉讼三种医患纠纷处理方式，即“私了、官了和官司了”。然而，选择“私了”，医患双方直接面对，容易引发冲突；选择“官了”，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存在亲缘关系，有“老子帮儿子之嫌”；选择“官司了”，诉讼成本过高。

　　互信，方能促进和谐

　　频频发生伤医事件，让很多医生心寒。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医。即使是当了医务工作者，他们也宁愿去辅助科室，而不愿从事临床一线的工作；宁可去内科，也不愿去外科。”蔡秀军委员对现状深表忧虑。

　　对于暴力伤医行为，雷后兴委员认为，公安部门应将医院作为公共场合加强保护，保持对涉医犯罪活动“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切实维护法律尊严。同时，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委员们表示，解开医患双方心结，除了加强沟通、畅通渠道外，还需问诊“医改”。

　　姚克委员认为，应废止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的双轨制，成立第三方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成员由医学专家、律师、法医等组成。他还建议，推行医疗责任保险，以增强患者的风险意识。

　　雷后兴委员认为，应建立医事仲裁制度，将医疗纠纷纳入仲裁范围，设立专门医事法庭，开启司法快捷通道。实行有医学专家参加的陪审团制度，使医患纠纷可调可裁，及时高效化解医患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