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在去年12月议息会议上,宣布从2014年1月起,将每月85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规模削减至750亿美元,其中国债和M BS各削减50亿;继续实施0-0 .25%的低利率政策。这标志着美国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开始启动。国内对美联储政策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Q E 3退出的“靴子”落地,我国面临的外部流动性环境稳定收缩,另一种则认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甚至量化宽松出现反复也有可能,因为联储强调“资产购买步伐不会遵循任何既定路径,将根据就业和通胀前景分析做出决策”。
笔者认为,不确定性总是有的,但要判断哪一种情景的概率更大,才能未雨绸缪分析其对我国的影响和应对策略。这就需要对推出Q E 3的背景及其运行机理,当前和未来美国经济走势等作出分析。
美国经济向好趋势趋于稳定
美国2012年底推出Q E3是因为当时面临经济增长疲软、失业率高企、财政吃紧、前两轮量宽政策到期且效果有限等问题。在实体经济复苏、量宽政策等因素作用下,2013年以来美国经济数据稳定向好。G D P连续四个季度走高目前已达3.6%,11月份失业率降至7%,CPI上涨1 .2%持续低于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个人消费支出连续六个月环比增长,房屋新开工量升至五年来高点,三大股指一年来均明显上涨,作为先行指标的制造业PM I持续走高至57.3。美国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呈现持续向好态势。因此可以判断,当前的复苏迹象基本具有较强可持续性,如果不出大的意外,加上具有较强支撑作用的新能源和互联网技术等发展,美国实体经济真正走上稳定复苏甚至繁荣轨道的时间不会太久,美联储预计2015年美国经济将重回3%以上,失业率低于6%。也就是美国Q E3相对稳定退出,两年左右开始加息的可能性比较大。
Q E3退出通过贸易和资本渠道影响新兴经济体
如果上述判断成为现实,那么我国就要提早准备应对美联储退出量宽政策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贸易渠道,美国经济稳定复苏,最大的消费市场进口需求增加,有利于新兴经济体扩大出口。二是资本渠道,美元流动性收缩短期可能带来美元升值和境外美元回流美国,其中资本流出我国可能直接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和资产价格,从其他新兴经济体流出可能影响流出国经济增长,进而影响我对新兴市场出口;如果美国经济进入长期繁荣轨道,投资收益率超过国内还可能引发实体经济中的外企撤资。
随着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加息只是时间问题。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方面取得最先突破,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的新技术和新产业对世界资本产生巨大引力,投资和消费的高涨难免推高物价。可见美国现在没有明显通胀压力不意味着将来没有加息空间。
而一旦加息达到一定程度,资本加速撤离新兴经济体不排除引发经济危机的可能。1980年代至今对新兴经济体影响较大的金融危机,无一例外爆发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后的收紧时期。尽管各国情况不同导致危机爆发的时点与美国加息周期不完全一致,有的有一定滞后期,但这一影响十分显著,不容忽视。
Q E3退出对中国中长期影响需要关注
Q E 3退出对我国短期影响基本可以忽略。因为目前政策中,流动性收缩量有限且联邦基金利率仍维持不变,我国内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外汇储备充足且经常账户持续顺差,都是限制资本大规模波动的有利因素,而且美国经济向好带动我出口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不利影响。
但中长期的影响不容忽视。流动性紧张和资本外流总是最先触动经济运行的那块短板,或者资产泡沫,或者杠杆率过高,或者发展滞后产业。目前我国经济在这些方面问题比较突出。首先,房地产开发和住房抵押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的20%左右,如果再加上与土地和房产相关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约占50%-60%。其次,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债务接近28万亿,占当年G D P的53%。其中地方政府债务15.9万亿,占全部债务60%左右,须引起高度关注。另外,企业部门杠杆率已经达到113%,超过O E C D国家90%的平均水平,如果将非金融企业、居民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债务加总,那么全社会的杠杆率可能已达200%。一旦资本大量集中外流,将可能对我国房价、地方债务甚至整个经济运行带来严重冲击。再次,传统发展模式使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走出危机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只能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升级创新具有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需要大量资本和企业主体持续投入攻关,资本外流对创新升级甚至国家发展战略影响难以估量。
我国应及早谋划主动消化风险
一是严格外汇管理,防止热钱大规模流入流出。密切关注资本跨境流动,适时运用逆回购、短期流动性管理等工具保持适度流动性。加强海关、外汇、商务、央行等部门合作监管,防止关注以贸易为名行套利之时的外汇进出。重点监测外汇持有和使用较多的企业,防止外汇大规模套利流动。
二是有限度地主动刺破国内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房价持续快速上涨,一线城市人口多、限购早,刚性需求是主要支撑因素,但二三线城市房价泡沫不容低估。
三是加快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分类处理存量债务,竞争性项目债务由企业和银行自行负责。完善地方税体系,规范地方债务发行,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硬化其预算约束。改变唯G D 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体系,把政府注意力从经济总量和税收转到民生改善、市场监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上。进一步明晰并严格规范地方和中央的支出责任,防止地方支出责任无限扩大。健全债务风险防控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和化解债务风险。
四是增加国内投资机会提高资本收益率。政府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基础科研投入,重点攻关可能引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关键行业,鼓励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研发应用新技术新模式。把握节奏扩大开放领域,改革外商投资管理,加快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营造一流的内外企业公平竞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防止资本外流影响国内创新升级。
五是把握好金融改革步伐。适当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推进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和业务结构调整步伐,增强银行业抗风险能力。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放开,建立资本流动的监测甄别机制,保留限制外国机构持有国内金融机构股比等管理措施。加快货币互换步伐,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和人民币计价金融工具创新,在美国加息导致新兴市场经济受挫之际,扩大人民币的信任度和接受面。与新兴经济体加强金融合作,共同开发金融避险工具,协调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防范资本外流引发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