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市民更重品牌九成人有网络购物习惯

　　物价上涨，收入被“吞”，在既要消费又要攒钱的双重压力下，你会关注打折或促销信息吗？面对这个问题，只有4.1%的人回答“不会”，还有三成人对此保持中立态度，冷静地表示“要看具体情况”，另外六成人则表示“会”。

　　价格，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每个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在影响国人购买行为的因素中，价格因素高居榜首，75.7%的人表示此因素会影响自己的购买行为；质量因素位居第二，70.3%的人在消费时会受此因素影响；功能因素排名第三，接下来依次是品牌、服务、款式、个人喜好、购物环境、产地等。

　　《小康》联合触动传媒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大一线城市的38000辆出租车上的调查结果发现，一线城市的消费者更看重品牌，在参与调查的95499名乘客中，共有18295人表示自己的购买行为会受到品牌因素影响，品牌在影响一线城市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因素中排名第三，排在前两位的因素仍然是价格和质量。

　　在平时的消费中，大部分国人在购买单件价格约1000元以上的商品时，就会提前准备或和家里人商量；在日常购物中，45.3%的人使用现金的频率最高，41.6%的人使用信用卡的频率最高，13.1%的人使用现金和信用卡的频率基本相当；在消费习惯上，高达95.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有网络购物的习惯。

　　在有网购习惯的受访者中，大部分人认为电商大战能给消费者带来实际利益。赵卫华也认为，电商大战给消费者带来的实际利益还是比较大的，2013年“双十一”的时候，正好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于是她就在网上“抢购”了一台，比平时购买便宜了将近两百元钱。在赵卫华看来，网络消费的力量非常强大，对消费转型的推动力也非常大，原来的购物受制于地理空间，而网络购物不存在这些问题，尤其是有些品牌，在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普及，就是通过网络购物实现的，“所以网络对于推进整个社会的消费一体化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赵卫华感慨道，“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的发展太快了，技术进步对人们生活和消费的改变让人无法想象。尤其是4G、物联网的出现，让更多人的消费门槛变低了，这对推动下一步中国的消费升级或者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型，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在几家著名的网络消费平台中，这些习惯于网购的消费者们对谁的印象最好呢？《小康》调查显示，排在首位的是天猫，其次是淘宝，再次是京东。

　　当然，网络购物也有让消费者担忧的一面，对于交易安全问题，42.4%的受访者表示会“偶尔有点担心”，36.1%的受访者表示会“比较担心”，9.3%的受访者表示会“非常担心”；在网购时，四成人遇到过“实际货物与效果图或描述严重不符”的问题，遇到过“商品质量没有保证”、“物品在快递、物流过程中有损坏”、“退换货物时商家态度消极、交涉时间长”等问题的消费者也很多；这些有网购习惯的消费者一致认为，在网上购买东西，最没有保障的五大类商品就是：珠宝饰品/手表眼镜、医药保健、化妆品、手机数码和食品。

　　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崛起？

　　关于消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这样的表述强调了消费者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再有就是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还有平等交换。”赵萍分析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样的提法是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样的角度来看消费问题，“消费本身是需求层面的东西，消费发展的好坏除了与需求相关的因素有关系外，也和供给层面有直接关系。尤其在现代社会，消费受供给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已经形成了买方市场的格局，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品消费也面临着供需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所以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角度来说，至少它是从供给方面来强调如何从供给的数量、结构及便利性方面来保障消费者能够买到价格合适的商品。”

　　十八届三中全会还强调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赵萍解释称，“其实市场经济就是一个消费者的主权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为什么会被称为‘上帝’？这是因为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消费倾向直接决定着整个市场的走势。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其实就是想从消费者的角度来明确市场经济当中的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地位。如果能够保证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消费者主权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前提，也是必要的条件。”

　　还有观点认为，最近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很可能是中国期盼已久的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型的重要临界点，中国经济也将迎来消费崛起。

　　对于这样的观点，赵萍并不完全赞同，在她看来，中国经济不是正迎来消费崛起，而是正在崛起，只不过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波折。赵萍注意到，虽然2013年中国消费贡献率是低于投资贡献率的，但国家并没有像往年一样出台直接刺激消费的短期政策，而是在制度安排上动作比较多，例如“宽带中国”战略和“4G网络”时代的开启，以及加强社会保障、遏制三公消费、提倡节约、反对浪费等等政策，都是在从消费的制度、环境方面来打造更有利于消费增长的制度环境。“这些制度、环境的保障，对于消费增长来说会产生一个长期的效应，等这个长效机制形成之后，消费增长的外部环境就会比以前更好，消费的地位也会进一步提升。”

　　赵卫华特别提到了中央对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倡导，在她看来，这个政策虽然不是直接的收入分配改革，但是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能够对改革起到很有利的正向推动作用。

　　赵卫华说，从长期趋势来看，她比较赞同“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崛起”的观点，但是要真正崛起，有些政策以及消费环境还需要大力改善。“关键是我们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还不太协调。”不过，对于中国期盼已久的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赵卫华仍然很期待，“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在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是发展实体经济，向中小企业倾斜，消除企业的不平等。而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收入分配公平化都会带来很大影响。此外，提高社保覆盖率、提高保障水平等民生政策，对于推动中低收入阶层群体的消费升级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6项主要任务。“这次是公开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而城镇化将是新一届政府拉动内需的重要方式。”在叶青看来，内需应该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而且拉动内需的主要空间在中西部。叶青建议，拉动内需、扩大消费，一是要把更多的钱给中低收入者，缩小贫富差距，帮助中低收入者提高消费能力；二是要适当调整对消费的限制措施，例如限制购房、购车的政策要适时调整。

　　“要让每个中国人都享有基本的消费权，对于像住在地下井十多年、二十年那样的消费能力不够的人，政府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叶青呼吁道，“我们‘要消费，但不要浪费’做到这点，就够了。但不光是每个家庭要做到这一点，各个机关单位、社会团体，也都要做到这一点。”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提供的支持。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研究员王知凡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