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剧《红高粱》中的出殡一章

　　1月4日至5日，舞剧《红高粱》作为开年大戏开启2014国家大剧院新春演出季。这部由青岛歌舞剧院创排、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剧甫一亮相，就在国家舞台艺术最高奖——第十四届文华奖上一举摘下文华大奖、文华编导奖、文华表演奖三项最具代表性的奖项，在舞剧类中排名第一。面对诺奖得主光环笼罩下的文学力作，面对享誉世界的电影经典，舞剧《红高粱》如何冲出每个人心中先入为主的印象再次发力？如何用舞蹈本体语言完成独特的艺术书写？日前记者专访了这部舞剧的总编导王舸、许锐。

　　记者：莫言的诺奖光环，以及电影版的深入人心，是《红高粱》这个文本的优势更是挑战，为何知难而上选择《红高粱》 ？

　　王舸：最开始我和许锐对《红高粱》感兴趣，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口味比较重。我比较喜欢情感较浓烈的、带有生死命题的题材，能触动观众。戏剧也好，舞剧也好，都需要大量戏剧性来支撑人物。没有矛盾冲突，没有戏剧张力，很难让观众坐在那里一个半小时看一帮人在那儿舞来舞去，很难让观众理解和走进你所表达的东西，更何况在舞蹈里没有语言这个特别关键的手段，只靠肢体就更难让观众理解人物内心，所以我们更希望有强烈矛盾冲突和情感表达能支撑人物和情节。舞蹈做重口味很难，因为舞蹈不容易把故事讲清楚。没有字幕，只借助一点旁白，完全通过肢体感受故事的脉络，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中国人原始的、血性的东西，支撑着人物、事件和最后的结果，这些都是这部舞剧的追求。

　　许锐：对于《红高粱》 ，我想大部分人都没读过小说，只看过电影，我曾经也一样。当我读了小说后获得的感受与看电影完全不同，这让我们坚定了信念：要让观众在我们的舞剧中获得和读小说、看电影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一定要按舞蹈艺术自己的规律来做。比如舞剧中的人物、情节一定要简化，要抽取最精炼的人物，把他们的关系和情感的主要线索拎出来，因为必须靠情感线索以及情感铺垫，让舞剧中的人物舞蹈起来。现在看来我们庆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没掉下来。

　　记者：莫言亲自题写“歌之舞之，表我心声”祝贺《红高粱》晋京演出，可见他对你们这次创作的认可。

　　许锐：其实我们和莫言没有很多接触。早在2010年授权时莫言就很洒脱，他说他不懂舞剧，我们做出来的作品是我们的，只要尊重作品、尊重原著就好。他没有任何要求，压根不管我们舞剧怎么做，完全给我们自由。真正与他有接触是首演时，他来时很低调，并且表明不表态，不发言，不接受采访，但这些态度在看演出后改观了，他兴奋地上台和我们交流。他说作品能让原作者激动，就已经取得很大成功了。这说明艺术是相通的。

　　记者：因为有小说与电影的先入为主，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红高粱》 ，舞剧《红高粱》有什么新的诠释？

　　许锐：我们把主题归结到生命。我想这也恰恰是《红高粱》今天为什么还有意义的原因所在。 《红高粱》讲的是过往年代的事，如果我们今天仅仅是把它表现成抗日剧，可能就体现不出它的意义了。其实莫言写小说时也是在张扬生命的意识。所以我为作品总结了八个字“生如高粱，死如烈酒” 。 《红高粱》诠释的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土地上的人要有尊严地、自由地、有情有义地活着。把作品放在生命的意识的角度，在今天这样一个现代的、摩登的时代才能有意义，才能让我们在灵魂上有一种对话。所以恰恰在这种生命意识中，我们的作曲、舞美、演员等主创团队在创作中越来越入戏，演员说他们是拿命来跳，跳这个剧相当于通常的三四部剧，体能快耗尽了。我相信只有我们自己入戏了，才能把观众带入戏中。

　　记者：落实到作品中，这样的主题具体如何实现的？

　　王舸：舞剧基本保有原著以及电影《红高粱》的主线情节，塑造了“我爷爷” 、“我奶奶” 、罗汉大叔等个体人物以及乡亲群像。颠轿、野合、祭酒、丰收、屠杀、出殡六大章节，每个章节都有鲜明的主题，但都在张扬生命。颠轿透出的野性，祭酒体现的与天地对话等等，是对生命的一种放大。最后墨水河畔的出殡送葬的悲凉，一群一群人站起来反抗、赴死。用生命被压迫到极致状态后生命力的爆发，去体味中华民族的觉醒，最后和外来侵略者抗争，既写实，又写意，通过具象的人物放大了内在关系和意蕴。

　　另外这个题材有抗日情节，但实际上舞剧中并没有出现日本人形象，只是出现过一次日本人剪影形象。我们不想在舞蹈里或舞台上出现中国人和日本人打来打去，或像“抗日神剧”那种并不高明的方式，我们是通过意象等手段，留给观众更多空间，去感受当时在那样生存艰难的环境下中国人的一种反抗，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

　　记者：此次创作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王舸：困难特别多。首先是有非常成功的小说和电影在前面，而舞剧样式很窄，舞蹈操作手段也很局限。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样与电影和小说不同，要从小说中把故事抽离出来转化成舞蹈形式，要很精炼简短，适于舞蹈表达，这其实很难做到。

　　但最难的问题，是高粱的问题，这看似很简单，实际上是最大的问题。如果是歌剧或话剧，可以在舞台上种一片高粱，舞剧怎么种高粱？如果我们把舞台上全部种上高粱，就没有舞蹈空间了。就算我们舞台上铺天盖地种上满满的高粱，也就那么大一个地方，不会达到电影里一片汪洋的效果。我们和舞美商量不用写实手法，而是作为一种精神、一种空间来做。借用高密的一种剪纸艺术，把高粱做成一种参天大树般的感觉，本身蕴含了一种人的气质，体现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精神。人就是高粱，高粱就是人。

　　记者：创作中是否有意克服当下舞剧创作中的问题？

　　王舸：我所克服的就是传统舞剧的样式，这种样式很难打破。比如通常的舞剧从头到尾需要的演员要多，是大戏的概念，一定是一个半小时，一定要有单人舞、双人舞、三人舞、群舞等很程式化的东西。怎么能突破这种惯常的样式，比如假设我的创作没有双人舞，只有独舞，这种样式突破后别人是否能承认，它还是不是舞剧？都是创作所面对的问题，所以这种突破是很难的。

　　记者： 《红高粱》如何处理舞与剧的关系？舞蹈中哑剧的度是如何把握的？

　　王舸：这部舞剧的特点是通过肢体把戏剧的感染力放大到极致。《红高粱》的做法，不是完全以讲故事来进行舞蹈编排和情节推进，故事点到为止，更多是把故事和戏剧的感受放大。或者是把故事本身揉在这样一个有意味的形式里，把故事点抓出来后，展开的是舞蹈，让观众既看到故事，又看到舞蹈。同时在舞蹈形式里也有故事的要害点，每个故事点又有层次，这些层次与红高粱故事相干，这种相干并不那么直接却能让观众感受到，当你把这些点感受到后，实际上就看明白了。往往许多舞剧在这些点上表达不清楚，只有单面性的表面情感，没有内在层次。层次是靠快板、慢板、抽离、间离等各种手段支撑人物的多面性。

　　另外《红高粱》为大家所熟知，省去了很多情节的交待，而且我更多运用的不是哑剧而是行为，使戏剧表达更简练，也更好地把握哑剧的度，因为单纯戏剧表现更容易出现哑剧。

　　记者：很多人都会拿《红高粱》与你之前的《徽班》相比较，你认为二者创作上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王舸： 《徽班》更写实， 《徽班》的整个情节更多的是故事+故事+故事的叙事方式。 《红高粱》好在很多人知道故事，因此在戏剧设置上《红高粱》更舞蹈化，但是在舞蹈里并非把戏剧人物的舞蹈和戏剧分开来做，而是舞蹈里含着戏剧关系。 《徽班》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故事，观众对剧情完全不知晓，必须把剧情交待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