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16日文章】题：中国开启强势外交时代(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

　　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总路线指导下进行的，外交风格在过去30多年中保持了低调、平和和克制的特点。

　　然而，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中国国力在世界体系中的快速上升和超级大国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中国的外交风格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在周边敏感领土争端和一些具体国际事务上采取日趋强硬的对外态度。2013年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人全面接班，中国逐步完成这种风格转换过程，正式开启强势外交时代。

　　习近平在上任之初所提的“中国梦”目标，其实是中国国家战略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具体化表达，是中国在整体国力上升、其他传统强国地位相对下降的条件下所提出的新战略目标，这种目标与邓时代所强调的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国际环境有很大不同，过去的对外战略定位更多是被动的、以国内议题为优先，而“中国梦”具有强烈的对内和对外抱负。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曾经脉络清晰地经历了两个阶段：毛时代和邓时代。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身处冷战之中，周边安全环境严峻，外交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而变得非常强硬和高调，甚至缺乏弹性，新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席位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后正式成为政治上的大国，但经济上仍是非常贫穷的国家；邓小平接掌权力后，中国全面修改内政、外交政策，将国家战略重点放在国内经济建设上，外交上“韬光养晦”，淡化与他国的分歧与领土冲突，在国际事务上即便与美国等西方大国有不同见解，也一般选择以“弃权”表态。可以说，从毛到邓时代，中国外交实现了一次由强硬到温和、由高调到低调的风格转换。

　　而过去一年，围绕着“中国梦”的正式提出，中国外交实践再次迈过了一道关键的分水岭，开始向更为强势和高调的方向转变。2013年，在日趋升温的南中国海和东海主权纠纷中，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新策略，改变了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搁置争议”和淡化纠纷的态度。针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举措，中方不仅向联合国提出中国东海大陆架的延伸应划界至冲绳海槽，更在不久前首次划设涵盖钓鱼岛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无论在南中国海还是东海，中国军方和行政执法部门都增加了在这些区域的活动和存在，尤其是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南下南海格外引入注目。

　　更具有全局意义的是，中方在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有望成为领导人协调外交、军事、安全等领域政策与执行并落实国家整体安全战略的最高机构。在一个低调外交、一切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年代里，领导人并没有迫切需要来设立这样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但伴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外交风格转换，中国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安全和外交问题，这种机构就显得必要，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在贯彻最高领导人强硬风格和个人意志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应当讲，邓小平当年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是与中国当年较弱的经济实力和较低的现代化水平有很大关系的。在199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甚至比不了西班牙和巴西，与美目的差距悬殊。但此后的十几年中国经济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主要大国的实力对比出现了近代以来历时最短、最猛烈的变动。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差距也大幅缩小，如果按既定增长速率，中国经济总量将在习近平时代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在经济膨胀的背景下，中国军事实力也在大幅增长，速度甚至超过经济增长率。

　　在国家综合国力大幅上升的形势下，中国外交再次由“柔”变“刚”，应是可以预料之事。

　　当然，领袖个人在外交风格转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习近平执政元年，无论在对内反腐、重启改革还是在对美庄园外交、周边事务方面都展现出果断、坚决和强势的鲜明风格。在这种强势领导人风格的影响下，中国将加快外交风格的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