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实录：

　　“跳槽”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跳槽”，就是换工作岗位。为啥换工作岗位？无非是为了干一番事业，或者是为了多赚钱，或者是为了换换环境。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肯定“跳槽”，因为“跳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包干调动了农民种田积极性，农村劳力大量盈余。盈余劳力要找出路，而最大、最现实的出路就是"跳槽"。或者从农村跳到城市，从第一产业跳往第二第三产业。或者在本地扩大生产门路，从种庄稼跳为养鱼养鸡养珍珠，或者办厂经商跑运销，等等。“跳槽”者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带来了勃勃生机。农村并没有因为这批农民“跳槽”而影响粮食生产，反而增产。为啥？这有科学种田的功劳，也有“跳槽”者的一分功劳。因为“家有一人‘跳槽’，袋里就有钞票”，有了钱，就有了种田必不可少的本钱，化肥、农药有钱买，农机有钱雇，农田基本建设有钱搞，本大利厚，所以促进了粮食增产。

　　有人说，这是讲农民“跳槽”，工人“跳槽”就不行。其实，工人“跳槽”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顺其势让他们“跳槽”，组织他们“跳槽”，无疑是件好事。就说江山煤矿吧。早年挖煤挥镢头，运煤人推车，年产几千吨煤得配备1000多职工。近年矿里机械化程度大提高，不少机器取代了人工，年产煤炭超万吨，可职工只需几百人。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往哪里去？当地煤炭资源有限，只能往其它行业“跳槽”。幸好这个矿的领导早有行动，相继办起了7家企业，使矿井里上来的职工们“有槽可跳”。

　　有人说，不服从组织安排，自己找单位的“跳槽”就是不好。我看未必。张兴才和李明，在原单位是普普通通的青年技术人员，他们自找对象，“跳槽”到衢州制药总厂，短短几年，就把产值不到200万元的国营小企业发展成了年产值超过3000万元的国营中型企业。要是不“跳槽”，他们根本不可能创出这么大的业绩。

　　有人说，原单位的技术骨干“跳槽”，会影响原企业的发展。我认为：在一个企业中，技术骨干“跳槽”，是会影响原企业的发展。但他们为什么“跳槽”？是不是原企业缺乏甩开手脚干事业的环境？是不是干“龙活”而吃“虫食”？如果是这样，倒不如让“龙”腾飞出去。“龙”腾飞出去还是“龙”。“跳槽”后可以甩开手脚大干，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如果留不住“龙”的单位接受教训，奋起改革，创造良好环境把“龙”留住，这不是更好吗？

　　从国营、集体企业跳出来干个体、私营，这样的“跳槽”也好吗？我的回答是：也有好的。龙游县城的吴希圣、吴建丰父女俩原来都是供销社系统的正式职工，吴希圣退休后开办了个体店，吴建丰见父亲忙不过来，便辞职回家帮父亲经商。父女俩文明经商，守法经营，开店7年多，纳税38万元，赈灾捐款办公益事业2万多元。父女俩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比在原单位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跳槽”，甚至禁止“跳槽”，而应该从是否符合深化改革的要求，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一问题上去看待“跳槽”。记者严元俭

　　(原载1992年《共产党员》杂志第11期)

　　今日一说：

　　新时代一景

　　当时，农民“跳槽”、工人“跳槽”、技术人员“跳槽”……各种人“跳槽”成风，甚至连一些公务员也“跳槽”经商。对此，社会上说法不一。不少人认为跳槽是人心变坏，惟利是图之举。我有我的看法，便写了此文。这一观点，在当时是新鲜的。

　　现在，农民工又出现“跳槽潮”，使某些企业招工难、留工难。这难道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吗？我认为是的。农民工本身就是最活跃的生产力。他们要发展，要选择收入更多的企业，要选择能尊重劳动、尊重人格的企业，那么，“跳槽”就是目前最有效的一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