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本应是教书育人、探索研究的学术机构，但一直以来却更像“二政府”的角色。一方面，在人事任免、专业设置、科研计划等一系列方面，都是校长说了算，《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学术委员会形同虚设；同时，学校内部行政等级森严，从校领导、系主任到教授、副教授都有对应的级别，浓厚的“官本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导致一些学者无心学术，削减脑袋往上爬。

　　2006年修订的《高等教育法》，明确将章程列为设立大学需提交的基本材料。学界和公众普遍将大学章程视为依法治校的标志。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更是用“宪章”一词来说明高校章程的性质。大学章程制订，有助于厘清政府部门和高校之间、行政和学术之间的关系，合理构建内部管理结构，让高校回到“大学之大，有大师之谓也”的本位，让校长治校和教授治学并行不悖。不过，目前的高校章程距离大学宪章还有一定距离。

　　首先，高校制订后报教育部核准的章程，在严格意义上讲仍是高校内部的规章制度，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何谈依“法”治校？在国外，大学章程往往是隶属于国家和地方的法律体系，我国香港科技大学成立时，在立法会通过大学宪章作为一项专门的法规，香港科大的宪章就是香港法律第1141项。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呼吁，大学章程的制订有必要提交给全国和地方人大进行讨论审议。只有真正赋予其法律效力，才能树立政府部门、学校行政负责人对于大学章程的敬畏，对于违反章程的行为给予有力问责。

　　其次，大学去行政化提了这么多年，仍未有实质性进展，症结就在于既得利益部门的权力干预。一方面，校长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师生没有话语权，学校经费要靠政府拨款，取决于“跑部钱进”的能力。同时，在具体的教学业务中，学校的自主权也是处处受制。前些年，还发生过某高校希望破格录取一名学生，当地招考办却以该生未过提档线为由拒绝提档的事件。

　　截至目前，全国1600多所公办高校，制定章程的仅有几十所。作为试点学校之一，湖南怀化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彭庆文就坦言，“不是写不出来，而是大家不想搞，因为不起作用。”在人事、财政、领导干部任免等大权仍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的情况下，高校制订章程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带着枷锁跳舞”。

　　大学去行政化不是高校的“独角戏”，政府必须要简政放权，减少行政约束和干扰，强化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保障高校的自主办学权。比如，高校校长实行民主选举制，把权力交给广大师生；大学完全自主招生，不必拘泥于教育部门的划线。要做到这些，除了政府部门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更离不开人大、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张枫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