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服务型政府城市调查发布会暨2013连氏公共管理国际研讨会11月15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举行。会议间隙，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宏教授接受了新华网记者专访，就中国城市公共服务发展、新加坡公共服务经验和中国行政改革问题发表观点。

　　2013中国服务型政府城市调查发布会暨2013连氏公共管理国际研讨会11月15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举行,图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宏教授接受访问。

　　记者：中国的城市在公共服务这方面有了哪些进步？您认为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刘宏：首先要肯定的是最近这几年中国整个国家的公共服务改善很多，今天论坛上杭州、厦门两个市政府领导人的介绍也已经说明，但是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第一点是理念的改变，官员为民众服务的理念起了作用，在一系列的心态、行为和制度上都会有相关的变化。

　　第二点是在制度和规章设定上的简化与放权。作为一个公务员或一个行政部门，要站在使用服务的角度，思考怎么让民众更方便。举一个我看到的例子，在进中国海关时，好几个服务台都空着，但是过关排队却很长。海关是中国的第一道国门，是给外国人的第一印象，却没有安排人员来缩短队伍。类似这样的方面我们可以更多地改善。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和规章设定方面，有些东西不需要批准的，就尽量简化。围绕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导思想，进行行政放权、简化，是可以进步的第二方面。

　　第三点是怎样更好和国际接轨。中国这几年已经做得很好。在一系列公共服务方面，如果不影响我们整个管理原则和制度体系，在引进人才方面，就可以按照真正的国际标准来引进。比如发布明确、透明的招聘制度，标明需要提供哪一些的推荐信和证书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有申请结果，让整个进度都非常的程序化和透明化，这样才能进一步吸引到更多的国际人才到中国参与中国的建设。

　　记者：新加坡的公共服务经验有哪些地方可供中国借鉴？

　　刘宏：新加坡的公共服务经验有几个特点：第一，分工明确，合作密切。比如移民局是主导接受工作签证申请的部门。首先由劳工部制作关键技能列表，列出新加坡需要的人才，然后和移民局分享。如果劳工来移民局申请，他的技能刚好在劳工部制定的表格里，他就会被优先考虑。总之是各自分工，又相互协调。

　　第二，责任感强。今天早上纳丹前总统也提到了这一点。新加坡的每一份工作都有一个明确的工作职责。我们院下面有60多位员工，包括主管、行政经理和文员各个级别。我们每年来评审每一位行政人员都是根据他的行政职责来要求。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工作任务是什么，知道自己的工作内容，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如果没要求的部分，他又积极主动地去做，那就是他对自己的工作有责任感，尽可能去做好。

　　第三，明确的奖罚机制。这个机制实际上是前面一个特点的延伸。每年我们有一个对老师和行政人员的年终评鉴，有一系列的参考指标。在国内这种评定可能是个大锅饭，大家奖金都差不多。在这里的结果是直接影响到每一个的工资涨幅多少，差别很大。这样一种机制能够保证我们的公务员能够发挥他们最好的作用。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新加坡的整个公务员制度有相对独立性。比如今天的官员更换后，部门体系还在那里。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仍然清楚地知道整个体制的运转模式，具有稳定性。而在国内可能比较多的情况是，人在不同岗位轮流工作，一步步走到不同的部门，这样相对来说缺乏一种连贯性。如果用理论的话说，就叫制度化，即是清楚具体地知道我们要达到怎样的目标，要怎样的资源来支持，怎样评定审核，最后有个惩罚机制。

　　记者：您对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怎样的评价？

　　刘宏：这次会议对当下和未来中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看公报中谈到的几点，的确有新的重要发展。第一个，市场将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这里涉及到怎样处理好政府和社会、市场间的关系。公报确定了在未来市场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意识到市场的运作逻辑和政府不一样的。政府要保证公平、公正、稳定、贫富均衡。而市场的根本逻辑是利润，不会优先考虑社会的公平正义。未来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政府和市场的差异。

　　第二个是行政改革的问题，简化行政程序，把审批权进一步下放，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等。这些也都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相一致。中国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中国的行政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准有一定距离。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要怎样用有效的行政制度，保障利益集团合法的利益，又避免他们的个体的利益凌驾在国家社会之上，这需要一套体系制度，和从上而下的指导，还要从下往上的执行。因此，还需要地方在结合中央的规定的同时，根据不同地方的具体实践做出调整。

　　第三，新设立的两个最高领导小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能够把中国现在这一套体系的资源更好地整合起来。这不仅仅涉及到中国面临着国内改革的深水区，要进行一些制度调整，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区域形势也和改革开放时不一样。世界国家以美国、日本为首，对中国越来越有戒心，周边国家围绕领土的争端还是会继续。中国所在的区域环境比以前复杂得多，更有挑战性。如果说各个部门独自应对周边环境可能不够。有最高领导人出面领导的小组来指导，产生的影响力更大。新的行政组织架构对中国更有效地应对更加复杂和严峻的局势是一个有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