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林拥军解释：“转基因技术是一门中性技术，本身不存在安全问题。外界评价安全与否，其实是针对转基因食品。我只能讲，经严格的食品安全评价过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他介绍，1973年，转基因技术最早出现在美国，中国的转基因植物研究则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9年，由中央财政投入5.1亿元的“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启动，并对转基因工作实施严格的源头管理。“早期，我们就要与农业部安全评价部门取得联系，汇报打算转什么基因，只有评判转入后利大于弊才会去做。若弊大于利，干脆放弃。在此后开展的实验室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所有过程中，我们都会不断去追踪可能产生的弊端。如果弊端不存在或在可控范围内，才会进入到后期的食用安全性评价。华农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两个材料在实验室被研发出来后，从中间试验到2009年拿到农业部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用了11年。”

　　没完没了的质疑

　　林拥军称，自己所研究的转基因水稻的安全风险“完全可控”，但公众的疑虑却不受他控制。

　　为此，他一退再退，乃至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被外国同行责备“为一些错误的命题做错误的科研”。

　　第一次退让是在2005年。当时，第一代“华恢1号”和“BT汕优63”已研发成功。它们的叶片、根茎和胚乳部分都含有昆虫毒性蛋白即BT蛋白。林拥军介绍，已经有无数国家无数次试验证明，BT蛋白对人体无害。然而，有人惊恐，昆虫吃了会死，人吃了会怎样？有人质疑，BT蛋白现在证明它无害，就能代表它数十年后依然无害？

　　类似的发问，常令林拥军哭笑不得。他向记者解释，昆虫毒性蛋白的杀虫谱很窄，只对鳞翅目昆虫有效，就连鞘翅目昆虫也杀不了，“我们也恨不得它能多杀点其他虫子，可指望不上啊！其实，这种专一性在大自然比比皆是，譬如许多虫子是不吃苦瓜的，因为苦瓜对那些虫子有毒，难道苦瓜就对人类有毒吗？”

　　然而，林拥军仍力求打消疑虑，于是水稻团队通过高科技，让水稻的人类食用部分即胚乳(大米就是水稻的胚乳)不含BT蛋白，只在水稻的叶、根、茎部分即昆虫食用部分表达出BT蛋白。这就是第二代抗虫水稻，2009年，水稻团队做成了。

　　孰料，又有人担心，类似抗虫基因等外源基因会通过水稻进入人体。于是水稻团队采用定向删除技术，索性丢掉了水稻胚乳部分的外源基因，也就是说，大米部分不光不含有抗虫蛋白，连抗虫基因都没有了。

　　林拥军的“隐忍”，遭到外国同行严厉批评——“你明知基因转入后是稳定的，人每天需要食用大量基因，假若外源基因都能转入人体中去的话，那人都成什么样了？”

　　林拥军何尝不懂呢？

　　人吃水稻几千年，人身上发现水稻基因了吗？其实，生物间的水平转移概率极低，否则整个生物界真要乱套了。

　　但他就是想向大众证明，“我们有这个能力和技术，可以作出令公众满意、放心的产品，消除大家的担心”。

　　他真不曾预想，一退再退后，阴谋论、利益论、不可预测论……各类质疑，变本加厉。

　　华农版的两种抗虫水稻4年前获得了农业部安全证书，这意味着此前，两种转基因水稻通过了包括环境安全检测、食用和饲用安全性检测、三代繁殖试验等重重关卡。

　　日前，当这些信息被披露后，公众首先发问：小白鼠喂养试验，为什么只有90天？

　　答案是：小白鼠的90天相当于人到中年。

　　林拥军说：“华农无权自证安全，小白鼠90天喂养试验是农业部委托第三方机构来做的。”根据华农已知信息，试验做了3代，喂养大米达5吨。

　　又有人认为“小白鼠与人差别大，试验无法证明人食用安全”。林拥军透露，农业部正委托中国农业大学[微博]做转基因大米的小型猪90天喂养试验，还委托中国医学科学院做猕猴喂养试验。但他强调：“猪和猕猴试验，是自选而非规定动作。”

　　事实上，就目前国际惯例，转基因食品和普通食品的安全性检测方法、程序是相同的。对于那些“自选动作”，严建兵告诉记者：“我不能说它是画蛇添足，但猪和猕猴这些更严格的试验已远远超出国际要求。”

　　他甚至忧心，待做完更接近人类的猕猴喂养试验，人们是否会进一步要求做人体试验，“那么，另一群人又会跳起来，怎能拿人体做试验？……这当真没完没了了。”

　　越过科学范畴的猜忌已经开始。

　　譬如林拥军称“自己吃转基因大米已14年”，便有网友怀疑：“14年，是天天吃吗？你的小孩吃不吃？”

　　记者就这些问题向林拥军求真相，他坦言：“华农的两种抗虫转基因水稻的材料1999年就成熟了，当年我就开始吃。实话实说，刚开始进入中间试验阶段时，产量少，我吃的也少。进入生产性试验后，产量大起来，我就开始大量地吃，包括我的家人。但这绝非人体试验，我只想对比哪一个口感更好。”

　　据了解，华农水稻团队的其他成员，包括学生也经常吃转基因大米。另外，每年华农大实验室开年会，或外面专家来交流，华农在接待时都会标注好非转基因大米和华农版转基因大米，由与会者自由选择。转基因大米还作为福利，生命科学技术学院100来号教师每年能发到两包，但严建兵大搞各类品尝会后，这个福利打了对折。

　　“许多老师嫌不够，总是问我讨，”林拥军说，“我坚信它是安全的，且比普通大米更安全。至少它抗虫，不打农药。”

　　让林拥军快忍不住的，是被断言“华农转基因水稻团队矢志不渝推动转基因产业化，其背后有跨国公司操纵”。

　　此时他终于有些不淡定了：“我们没跟哪个公司在合作，签什么协议，考虑要卖给谁，由哪个公司独家去做。我们推广的最大用意，在于服务农民和农村。水稻科研是公益性科研，是由国家拨款的。大家不要这样去看农业，都这么看，我们的农业真发展不起来了。农业科学家都非常清贫。国外公司跟我们到底有没有利益协议，你们可以去调查！”

　　技术无好坏，关键在管理

　　“为何这些年来，转基因变得不像是一门纯科学了？”

　　当华农生科院一位大三学生得知记者在学校采访时，他向记者如此吐露其困惑。

　　严建兵也感到，转基因问题的分水岭出现在2005年。此前，科学家们都以研究转基因技术为荣。此后，随着争议渐起，曾让科学家们信心满满的转基因产业化之路变得坎坷而前途难测。

　　各种声音，各种动机。

　　林拥军忍不住要多谈两句：“现在研究经济的、文学的甚至军事的专家，都来讲水稻。我很想劝告和提醒那些专家，你只能说你专业范围内的东西，超出这范围，你就是外行，可能会影响你声誉……”

　　而他在其专业领域所能告诉记者的是，水稻种植目前面临农药、化肥，干旱三大问题。农药这块，在水稻的农药用量中，防昆虫的农药占80%。化肥这块，我国一些水稻田中，磷、钾含量其实并不缺，但普通水稻很难有效吸收，导致不得不大量施肥。还有抗旱这个老大难，云贵川每年八九月份旱情严重，影响水稻结实。以上问题，通过常规方法已难以解决，唯有依赖转基因技术，植入水稻所不具备的一些基因，增加其防虫、吸收磷钾、抗旱等性状，才有望使水稻生产再上台阶。

　　“转基因作物发展已到关键时刻，需要国家作出决断。海外公司正在觊觎东南亚巨大的水稻市场。中国有4.5亿亩，印度有7亿多亩，还有越南、泰国、缅甸等。我国水稻的转基因研究，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这是可以在任何场合说的话。但我很担心，这好不容易领先的技术会无限搁置下去，优势就会逐渐丧失。”林拥军说。

　　记者转而求教上海交通大学[微博]生科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张大兵，他也是第二、三、四届国家农业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

　　张大兵认为，技术无好坏，关键在于管理。“客观地讲，缺乏管理的转基因技术有风险，特别是生态方面。事实表明，转基因棉花的广泛种植已使主要害虫棉铃虫销声匿迹，却导致另一种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盲蝽蟓成为主要害虫，打破了生态平衡。因此转基因技术要一分为二看，它合理，但需改进和控制。我个人坚定支持转基因。我认为，经过安全性评价的转基因材料在食用上是安全的。”

　　他分析，现在国内外对转基因之所以争议激烈，有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主要是欧盟。欧盟农产品过剩，其生物技术也没有美国那么发达，因此立法反对转基因，实质就是反对美国生物技术进入欧盟市场。但转基因的生命力在于其突破传统的育种，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是产业和社会的需要。“譬如我们现在所吃的番木瓜，80%以上是转基因的。由于番木瓜一旦黄斑病毒感染，几乎就会绝收，不用转基因技术，就意味着我们就吃不到木瓜了。”

　　“再如，我国进口转基因大豆的比例超过80%，南美巴西使用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6个人可以种40万亩大豆，运到中国来，价格比国产大豆还便宜25%。而在中国农村，多是留守老人，提高生产力谈何容易？”张大兵透露，欧盟因长期反对转基因，已致欧洲农业处于被动地位，甚至殃及其他产业，“非常著名的巴斯夫公司，其总部已从德国搬到美国，今后，欧洲的生物技术领域就很难参与国际竞争了。中国此时应有自己的策略，选择自己的道路。”

　　就在记者结束采访时，华农发布官方声明，其中几句话这样表述——

　　“作为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大学，我们乐于看到公众热爱科学、追捧科学，这比求神拜佛好。”

　　“我们的科学研究也不会因为有各种误解和非理性的声音而停步，学校也一如既往地本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造福社会和人类的责任，毫不含糊地支持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