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关键：人口红利、就业优先和劳动生产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准确把握“刘易斯拐点”理论及在中国的发展状态，承认正在发生的人口结构变化，其意义在于可以预见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趋势：一是工资上涨属必然且将逐渐加快；二是劳动关系将发生剧烈变化；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

　　受访专家认为，“刘易斯拐点”是一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双刃剑”，需要客观分析“刘易斯拐点”来临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的短期以及中长期影响，提前拟定政策措施，积极应对。其中，人口红利、就业优先政策和劳动生产率，是把握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稳定增长动力中枢的三个“关键词”。

　　首先，“刘易斯拐点”到来并不意味“人口红利”绝对消失，“刘易斯拐点”强调廉价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进入短缺状态；而“人口红利”重点着眼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总抚养比水平。一般认为，总抚养比小于或等于50%的时期属于“人口红利期”。

　　2012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为34.9%，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虽然有所上升，但距离50%的上限仍有一定空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93962万。国家统计局人口专家预测，未来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资源都将稳定在9亿左右。

　　蔡昉认为，按照一般计算方式，我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但如果加速推动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有利于延缓红利消失速度；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参与率，以质量代替数量，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二，就业优先仍是当前基本的立足点。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了解到，虽然近年来企业招工难、用工荒成为常态，但仍有大量农民工由于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差，难以实现稳定就业；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不能将“拐点”到来的信号误解为政府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

　　河南省人社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介绍，目前河南还有600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开发就业；“这600多万富余劳动力，以年龄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的群体为主，转移就业难度较大。”

　　在四川成都最大的劳务市场———九眼桥劳务市场，39岁的农民工谢培富告诉记者，自己16岁就外出打工，干了二十几年没攒下钱，也没学到技术，“现在基本上是打短工，干个十天半个月，又回到劳务市场找活路。”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刘丹华表示，2011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到2020年之前，都是我国劳动力总量最大的时期，这是一个基本点。”

　　刘丹华、蔡昉等人士认为，当前就业优先仍然是一个基本的政策立足点；需要进一步提高技能培训规模和质量，努力实现农民工稳定就业和高质量就业。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发展方式和产业格局，形成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

　　第三，劳动生产率是释放经济潜力的关键所在。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核心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而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是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重要前提。

　　但在2012年统计的全国2.6亿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达到了74.8%。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水平仍然偏低，成为制约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以浙江为例，2010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13.81万元/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3%。低水平的劳动生产率表明，生产同样的G D P，农民工众多的浙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疑将给浙江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障碍。

　　袁志刚等学者表示，在整个经济转型步伐中，人的转型不能落在产业转型之后。建议加快完善订单培养、政府补贴、高效便利的在职培训体系，着力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职业技能和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