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的日期不断临近，“新型城镇化”的话题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

　　很多人将城镇化理解为“划定一个区域，兴建一批高楼”的发展模式。按照这种说法，中国的城镇化无异于就成了换个方向的“2.0版4万亿”，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回顾以往，城镇化率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十年间快速增长，这得益于人口红利带来的廉价劳动力，也为工业化进程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力。在劳动力助推下，工业的成长方向并没有走出类似日本的高端制造业格局，反而是形成了以密集劳动为主的出口产业。除此之外，政府投资带来的内需拉动，也是上一轮4万亿投资的精髓所在。

　　但这两种模式，在中国已不可复制。从人口红利上说，2010年开始，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这种速度会在之后的十年进一步加速，到2020年左右，老龄化程度将超越日本，以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产业将在这一过程中受到致命打击。政府投资也是如此，此前大投资确实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助推中国经济从当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逐步走出。然而，货币超发同时也催生了经济的高泡沫时代，并且这种模式已经到了无法持续的地步。

　　如果推动改革，必须要打开变局。新一届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被冠之以“新型”。

　　中国城镇化的内因，即农村大量劳动力过剩；而外因，则在于工业化进程，非农产业在城市的生产效率提高，推高城市的非农就业者工资收入，特别是专业化生产和集聚经济带来城镇化深度的拓展。以外因主要推动的显然是比较健康的模式，其不至于让农业人口进入城镇之后，出现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消费等情况。内因推动的城镇化，就极有可能出现鬼城等一些尴尬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绝不可以走被动城镇化的模式，而造城的城镇化更会进一步加剧被动城镇化的速度。

　　“新型城镇化”的出路在哪呢？美国的城镇化模式都是以支柱产业支撑城镇的发展。比如以金融、传媒、生物科技产业为支柱产业的波士华城市群，或者以制造、运输、商业房地产、零售为支柱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单独的城市为例，每个城市几乎都有鲜明的烙印，比如金融纽约，航空城休斯顿，甚至频临破产的汽车城底特律。

　　无论如何，依靠人口红利来助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无法复制，中国必须要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过程中寻求到属于自己的产业布局模式。这种重新定位的产业分工，不仅有利于城市的发展，更有利于从前期大投资的模式中走出来，进一步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效率和城市运行效率。

　　所以，“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越早完成，中国经济奇迹“第二季”就越会早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