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在户外坐在轮椅上睡觉晒太阳

　　随迁父母，这是一个难以统计数目、却又在杭州快速膨胀的群体。

　　为了照顾在杭工作的儿女和孙辈，他们背井离乡，迁居杭州，自此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面临着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缺少朋友等问题。

　　他们中的不少人，因为难以融入新的生活圈，只能“漂”在杭城，经受着长期的情感孤独和空寂的精神生活。

　　在重阳节也是首个老年节来临之际，本报记者走访了十几位随迁老人，倾听他们的快乐与烦恼。

　　为了找人唠嗑，她在保姆市场一坐就是一下午

　　10月12日，热闹的杭州朝晖二区保姆市场里，55岁的高大姐和一群等待工作的保姆们一起坐在休息区域。

　　与面对雇主神情热切的保姆不同，高大姐对招工没有任何兴趣，但只要听到有人讲东北话，她就会凑上去聊两句。

　　直到下午4点半，她才起身回家做饭。对高大姐而言，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终于被打发过去了。

　　高大姐是典型的随迁父母。因为独生女在杭州当化妆师，她也跟随女儿从老家哈尔滨迁居杭州，就住在市场附近。

　　“刚开始指望她在杭州工作两年就能回老家陪我，但去年她嫁了个杭州本地人，我就死心了。”高大姐说，为了能和女儿在一起，她加入了随迁族。

　　但小半年过去了，在东北热闹惯了高大姐，日子始终过得有些孤独。她在杭州没有朋友，暂时也不需要照顾孙辈。而女儿工作很忙，时常出差，家里就只剩高大姐和杭州女婿，“女婿毕竟不可能像女儿那样无话不说”。

　　为了避免在家无话可聊的尴尬，高大姐情愿一人漫无目的地出去逛逛，她发现保姆市场里不少求职的保姆都是东北人。“能说说家乡话浑身舒坦啊，就算不唠嗑，让我听听乡音也高兴。”高大姐说，自己常常在保姆市场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家乡，已经成了高大姐精神上最渴望的名词。那里有她的亲人老友、熟悉的乡土人情和自己的根。每每对比，高大姐尤其伤感：“一个朋友都没有，也不知道该上哪儿认识朋友，总感觉自己不属于这座城市。”

　　她想上市里的老年大学，却连报名资格都没有

　　清晨6点多，天色还朦胧，在杭州北景园小区内，60岁的陈大姐在给儿子一家做早餐洗衣服。7点，她叫醒5岁的小孙女，穿衣喂饭，赶在8点半前送去幼儿园。由此，她开始了又一天洗衣打扫、带娃做饭的异乡生活。

　　10年前，为了照顾儿子，陈大姐就从绍兴老家搬到杭州，长期和老伴分居两地。头几年她还去公司帮人家做做饭，后来有了孙女，照顾孩子就成了她的生活的重心。陈大姐说，光是自家住的这栋楼里，像她这样的老人就有十来个。

　　本来日子还算忙碌充实。但自从前年孙女开始上幼儿园后，陈大姐每天上午8点半到下午3点半的时间就变得百无聊赖，难以打发。“没事做时，只好看看电视。有时电视看着也无聊，不知不觉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陈大姐只能到处打电话，给还在老家工作的丈夫打，给亲戚朋友打，一打就是半小时以上。就算反复说着几件同样的事情，也让陈大姐乐在其中。

　　“在老家，一条街的人彼此都认识，多热闹啊。在这里，每家每户都关着门，就算无聊也不好意思去敲人家的门。儿子儿媳工作一天回来也很累，聊不上多久。”陈大姐说，虽然可爱的孙女是她的开心果，但她还是时常冒出回家的念头，可又担心自己一走儿子儿媳忙不过来。

　　陈大姐也曾想去杭州老年大学报个班。“但我一个农民，没有杭州户口，连报名资格都没有。”陈大姐盼望着社区能多搞些老年人的活动，比如养生讲座、唱歌画画等学习课程，“这样生活充实了，还能多认识些朋友”。

　　陈大姐的苦恼并非独例。家住府苑新村的张大姐为了能参加省老年活动中心的学习，每次单程要坐10站公交车。就算如此，这还是她苦等一年半才等来的机会。“现在还有2000多个老人排队想进来。”陈大姐说，“我们的空闲时间太多，而适合我们的学习和结交朋友的机会又实在太少，怎么能不无聊孤单呢？”

　　-记者手记

　　不要让随迁父母成为城市的边缘人

　　高大姐坐在保姆市场座椅上的孤独身影，让我在采访回来后很久都不能释怀。

　　随着城市不断发展，人口流动性加大，随迁父母阵营已经悄然形成，孤独的高大姐仅仅只是这个庞大群体的一个缩影。

　　将老人接到身边，实现家庭团聚，这本是中国传统观念在现实的落脚点。但因为长年生活在城市以外的城镇或农村，加之人及老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也逐渐下降，固有生活圈被打破后，巨大的精神空虚几乎成了许多随迁父母融入城市生活时很难跨过的门槛。

　　如何消除随迁父母面对新环境时的无助和孤独？这诚然需要子女更多的理解引导和社会的善意包容，更重要的是，要多为这些城市新老人提供一个积极良好的过渡，例如为他们创造平等的学习机会、搭建适用的交际平台等。

　　我想，如何不让随迁父母成为城市边缘人，也是一个城市文明进程的重要体现和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