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天价”卖到西方的中国图书
与外国读者常见的爱情小说不同的是，《山楂树之恋》所记录的是一个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爱情故事，这种独特的生活体验很容易激发外国读者的好奇心。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作品终于出现在许多欧洲书店当中，但是销量却同纯文学的定位一样“阳春白雪”。而其他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中国作家，如余华、苏童等人的书，也同样不能跻身所谓的畅销之列。
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一直在欧美出版，但放在整个世界版权市场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不久前一本由上海作家小白创作的名为《租界》的小说，被美国的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以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6.8万元)的预付金购下了英文版权，加上该书还售出了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荷兰文共5种文字的国际版权，自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个数额的版税预付金，必然意味着其在海外的畅销。
很多人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书，才能以“天价”卖到海外去呢？
输出版税：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租界》的版权方99读书人公司声称，该书6万美元的版税预付金，“在中国当代作家原创作品的版权输出方面，创造了短时间内出售语种最多、预付金最高的纪录”。
其实，回顾一下此前卖到海外的中文版权，预付金比这个更高的，并不乏其例。
早在2005年，姜戎的《狼图腾》在9月初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就爆了一个“冷门”，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团——培生集团下属的企鹅出版社——从该书的版权方长江文艺出版社那里买下了该书的英文版权，在全球十多个英语国家发行该书。按照协议，姜戎从企鹅出版社获得了10万美元的预付版税。
时至2008年3月14日，当时已经在国内狂销数百万册的《于丹〈论语〉心得》，在伦敦书展上由中华书局将英文版权卖给了英国麦克米伦出版有限公司，并实现了中国图书版权转让预付金历史上的新突破——10万英镑(约合92.9万元人民币)，该书的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因此也成为出版界年度的风云人物。
2010年，张艺谋导演的《山楂树之恋》在国内引起的巨大的反响，而这部电影的同名原著小说的海外版权则在两年之后卖到了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加拿大、挪威、瑞典、丹麦、希腊、巴西、以色列、俄罗斯、土耳其、日本、韩国等国，该书作者、美籍华人艾米也获得了总计达18万美元的版税预付款，该书也因而成为近年来全球海外版权输出最多的中文小说之一。
应该看到，西方出版企业在商业眼光上是非常精准的。那些需要重金购权的中国版权书，在海外市场无不有着美好的市场前景。
根据2012年年底的数据，《于丹〈论语〉心得》在国外累计销售34万册，仅在法国就售出了20多万册的精装版！
在诱人的商业利润之外，更推动了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认知——这也是高版税图书获得社会各界如此重视的主要原因。
凭什么让“洋人”买我们的书
1992年，中国颁布《著作权法》，同时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两个国际性版权公约，从此中国书业与世界正式接轨。
受此影响，1996年之后，我国的版权输入以每年增长5成的速度递增，但版权输出却并没有什么起色。
语言障碍、国家实力、文化差异等，成为阻碍中国版权输出海外的最大障碍。正因为如此，反观上述几例成功输出版权的个案，才更有参考价值。
猎奇心理仍是西方读者阅读中国图书的主要心理动因。在很多西方人的观念中，中国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国度，能够反映这种奇特感觉的作品，自然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早年上海女作家卫慧的《上海宝贝》，就是因为抓住了这种猎奇心理，在西方引起了轰动。与此类似的还有女作家虹影和春树的相关作品，其对于当代中国女性成长与命运的描写，暗合了西方人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
任何阅读都是基于已有的观念进行的，文学阅读尤其如此，因此那些题材相对国际化的作品，也更能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
《租界》中的主角摄影师小薛是中法混血儿，一位女主角是中国进步女青年，另一位则是俄罗斯军火商，故事发生的地方是租界，故事本身还是类型小说——所有这些对于外国读者来说都是相当亲切的。
姜戎的《狼图腾》讲述的是草原游牧民族与狼之间的感人故事，它深切关注现实生态，讲述了狼性、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以及民族文化的冲突。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契合了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即生态平衡、文化冲突，也是一部很有国际视野的作品。
主题的普世性和独特性，是中国小说获得国际市场认可的另外一个可能因素。
小说《山楂树之恋》记录的是一段爱情故事，而爱情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但是与外国读者常见的爱情小说不同的是，《山楂树之恋》所记录的是一个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爱情故事，这种独特的生活体验很容易激发外国读者的好奇心。有专家认为，恰恰是纯美爱情的普世价值，使得《山楂树之恋》的海外版权输出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效果。
翻译：是瓶颈也是机遇
2001年，新闻出版署做了一次“版权赠送”的尝试：由国家出钱向作者和出版社买下版权，在莫斯科书展和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推出，将那些外国出版机构看上的图书版权免费赠送出去。
但问题随之而来。有的图书在送出版权之后“石沉大海”，究其原因，最大的问题出在翻译上。
于是，在2005年，一项名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工程亮相第1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根据这项计划，购买中国图书版权的国外出版商可以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申请，获得翻译费资助。
在解决了经费问题之后，寻找合格的翻译人才，成为一本书能否获得海外市场青睐的关键。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案例就是《于丹〈论语〉心得》的版权输出。负责《于丹〈论语〉心得》版权输出的是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在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国际顶级版权代理人托比·伊迪之后，他对这本书的英文译者提出了“三个必须”：“第一，必须是母语翻译，即译者必须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第二，翻译必须有学习中国文化的学历；第三，翻译必须有在中国生活过三年以上的经历。”
他的这个在很多人看起来非常苛刻的想法，却在第一时间里得到了托比的首肯，托比表示：“不好的翻译是可以杀死一本好书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他们最终找到了英国女教授狄星——她在求学期间学习了汉语和中国文学，之后在中国从事了三年的社会工作；她不仅热爱翻译工作，还嫁给了一个中国人。
其实，中国文化产品中不乏可以输出海外并产生轰动效应的品种。旅德儿童文学作家程玮曾经将自己20多年前的作品《白色的塔》等儿童短篇小说请人翻译好了给德国有关出版人士看，让他们感到耳目一新，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但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以及文化差异形成的重重阻碍，让大部分好作品的版权至今无人问津。
新锐作家江南曾经在自己的微博上指出：“全世界只有美国人是拍片子给全世界看，其他市场还是拍片子给本国人看。”
其实不唯影视作品，文学读物更是如此。做好推介、做好翻译，才更有可能让世界尽早“发现”中国文学、中国图书。
